新四军初建时四大支队分别由谁担任司令？他们各自的实力情况是否相同？
1934年冬天，赣南山区的夜风带着火药味。几位红军指挥员围坐篝火边，一张泛黄的地图上密密麻麻写着“分散”“游击”“保存”几个大字。“只要活下去，总有一天还能集合！”有人低声说。三年后，集合的时刻终于来到。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落实，武汉成为各方注目的临时政治中心。1937年12月25日，一纸电令把南方七块残存的红军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独立团悉数汇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从此，原本散落在山川丛林里的零散火线，被并成一条新的南方抗战脊梁。

军部设在汉口江边的租界旧楼里。叶挺挂帅，项英为副手，张云逸兼参谋长，袁国平主持政治工作。数字并不壮观：总兵力约1.03万人，编为四个支队和一个特务营。但对经历多年围剿的南方红军而言，能够公开挂番号，已是一次生命延续。
若想看懂这支队伍的底子，先得翻到人员来源。湘鄂赣和皖浙赣一带的残部，被整合进第一支队。陈毅领队，傅秋涛协助。兵源多是农民子弟，退到深山时仅存千余人，改编后才勉强补到2300人。火力拮据到什么程度？十来个人共用一支汉阳造，子弹主要靠战场拾遗。陈毅常调侃：“枪匣空了，就拿主意开路。”

往东南走，闽西、闽赣边、浙南的游击队汇聚成第二支队。张鼎丞坐镇，先是谭震林帮忙，后由粟裕接班。1800人的小团体却散发出灵活狠劲，理由很简单：闽西山地复杂，追剿部队很难一口吃掉整片根据地，因而保留下来的人均作战经验密集。“打一枪换一个山头”，成了这支队伍的生存哲学。
再向北，闽北与闽东地区的红军骨干被编为第三支队。张云逸兼司令，谭震林后来调来做副手。两千余人当中，保留了几挺水冷机枪，这在南方游击部队里已属奢侈。张云逸反复强调“机枪是骨头”，每到出击前都要亲自点验。“老张，要不要再拉两挺？”有人开玩笑。“不多，也不能再少。”他笑而不答。

最雄整的还要数第四支队。红28军完整番号和干部体系几乎原封不动地并入，兵力逾3100人，还带着一个编制灵活的手枪团。高敬亭从原政委转而挂帅，他在大别山、鄂豫皖一路摸爬滚打，对山河路径如数家珍，故而几次小规模进击都斩获颇丰。武器方面，这支队伍除了步枪还有少量迫击炮，甚至留有电台——在当年南方野战环境中堪称“豪华装备”。
装备差距背后，是不同地区所承受的国民党清剿力度差异。中央苏区被重点围攻，致使湘鄂赣方向武器极缺；闽北、闽东地处海边，交通不便，围剿相对松弛，第三、第四支队才能保存较多重火器。这种不均，为新军初始阶段的协同带来挑战，却也形成互补：弱支队善隐匿，强支队敢冲锋，彼此扶补。

磨合之路并非坦途。1938年后，前线战事扩大，支队之间的指挥关系屡需调整。谭震林的跨支队调动，就是为了平衡班底；粟裕的临阵接任，使第二支队迅速进入攻势节奏。然而内部纪律问题同样尖锐。1940年底，高敬亭因违纪与顶层意志冲突，经军部决议被撤职审判并处决，徐海东奉命接手第四支队。昔日最壮一支顿时元气大损，也提醒其他指挥员：统一意志，比火力更要紧。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突如其来，新四军损失惨重，原有支队番号就此画上句号。军部在苏北重建，部队扩编为七个师，陈毅、粟裕、张云逸、徐海东等人各自率师继续北上作战。当初那张油渍斑斑的地图依旧保存在档案馆，它见证了南方残火汇成新军的第一步，也默默记录了四大支队从隐忍到昂首的艰难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