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到哪里去？……如何回答之？

城市规划专业（被）评估，我们是谁？怎么描绘广州的我们是怎样的？国家够大以至于东北、华中、华东来的三位大佬想看看或想弄清“我们是谁？”这一问题很迫切的，他们仨尽管名头很大，但他们不懂“我们是谁？”！

岭南自明代才逐渐纳入国家统治体系的，尽管河流的“水口”处都布置了一座座的城。城？因可控制河流上的物资流动而似乎能掌控山山水水里的村子，这种“掌控”也仅仅是资源上的，未必是心态上的。

这就是岭南！

岭南，从它有人居住繁衍之后就是“海上的”，这些地方的资源是藉由河流汇聚入海进而出海从很远的地方换回来生活所需的，船在海上漂泊几年，季风又反复无常，加上人事的起伏。

就这样潮汕沿海的一个村子，混不下去的人就出了海，飘荡到马来半岛的一个种植园里从事香料的种植，赚了钱发达了就能把一船的货儿送回老家的潮汕，若没钱赚了，也就客死异乡，但儒家的念想使他们一直到临死的那一刻都想着“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发达到极致在老家捐资一间大学，小富之后也可以修桥筑路私塾书院之类的，都会刻上自己的名字在桥头的碑石上（公服几乎都是这样弄的：富商对家乡的回馈），这便是儒家文化浸润但不得不海上求生之人的一种心态，刻在骨子里的。

国？在哪里？似乎遥远不可及，但家却是真实的。

家又是什么呢？是围绕季风-洋流-商船-耀祖的一次次的轮回。混不出来的客死他乡的，也依然坟头朝向老家，挣的钱不足以回家的，就以“侨批”的方式把结余的钱邮寄到老家。

闽南、潮汕地区的人很早就是全球化的思维了，只是那时尚未有“国家”罩着，都是一个地方的人渐渐在海上漂泊到了可扎根的地方偶然长大的椰子，这是一个绵延两三千年的海上贸易型的社会。

社会？也只是一个概念，无非是一个个鲜活的人。

就中国的治理循环模式来说，东决繁华-西决生死（宋之后就是南决繁华-北决生死）。何为繁华？繁华是骨子里就有的经商思维的人在互通有无的贸易中赚到的钱，这些钱以税收的方式回馈权力中心，这些执政者在把这些钱用到农牧交错带一座座的“城堡”里，或安抚或弹压！

关中平原的农户被严酷的户籍-保甲制度死死地拴牢在仅能糊口的土地上，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但要钱没钱，逼急了就玩命），基于农耕的王权里的“基本盘”是这一类的，但钱呢？依然是源自海边：鱼盐之利的齐国到鱼米之乡的吴越，再到商贾遍及东南沿海诸岛的南越。

海商-农耕-游牧？基于农耕的“权”用海商的“钱”去震慑游牧的“箭”！这便是中华历史宏大叙事的主轴。

被农耕的一套制度牢牢拴在土地上的人是很难有商业文化/精神的，他们大多是儒家的忠诚（大多也是愚忠）。

相比长江中游仍属于九省通衢的汉口，它是一个港市，旁侧有两座大城：武昌-汉阳给罩着，商也是低声下气地苟活，但海边的那些没有农耕但港口优良的瓯越、闽越、南越之地却是在跨国的尺度上获得稻米的，非贸易无以存活。

商人？出海跨国的商贸中的人尽管没有所谓对于国家的信赖，但却有基于儒家文化的温情脉脉。商人不一定都是发达的，更多的是卑微的，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商客在异乡对老家的人的怀念：赚了十块钱寄到家里七块钱……

这种思念不只是纯正资本主义式的冷酷，依然是传统儒家熏陶但又不得不海上求存的商客的人性本色……或许这就是岭南的“家国情怀”，家是实实在在的；国的这一组织力量尚难以依赖的境况下，仅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这或许就是那种盼望但又不得的情怀！

我们是谁？我们心里怎么想的？为何珠江三角洲、潮汕、茂湛、梅州、龙岩、泉州、晋江、温岭、义务、温州……这些港汊里涌出来的（官家难以管控被称之为“跑江湖的船帮”）船上的人是怎样的？

这些依然是传统农耕-王权严控的内陆城市所不能理解的！

……

给阿嬷的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