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汶川地震，成都军区某位军长，猛的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厉声训斥一名手下：“胡闹，她都83岁了，怎么还可以到前线参加救援工作，快派人把她送回去！”

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次日，成都军区抗震指挥部里，一位军长猛地站起，厉声训斥：“胡闹！她都83岁了，刚做过心脏手术，怎么能到前线？快派人送她回去！”

话音未落，帐篷门帘被掀开，满头银发的陈菊梅拄着磨亮的木棍，一身军绿沾满泥点，颤巍巍立在门口，她将证件拍在断墙上，声音沙哑却字字千钧：“我是302医院陈菊梅，这里就是我的战位！”

帐篷里头所有人都愣住了。军长手里还捏着搪瓷缸子，热水晃了一手，愣是没觉得烫。眼前这个83岁的老太太，昨天还在北京参加肝病研讨会，这会儿浑身土，像从废墟里长出来的一样站在他面前。

她怎么来的？地震第二天，成都还没完全恢复秩序，她让医院的车送到都江堰附近就再也走不动了，是搭着一辆往前线运物资的卡车颠了五个多小时才到了北川。下车的时候腿麻得站不住，从路边的废墟里捡了根木棍撑着走的。

军长反应过来了，赶紧让人给她安排个安全的地方先休息。陈菊梅摆摆手，说她不是来休息的，她是来干活的。

大灾之后防大疫，这是她跟传染病打了一辈子仗的经验。当年血吸虫、乙脑、非典，哪次她缺席过？她领着一帮年轻的防疫人员挨个儿查看水源、厕所、垃圾堆，走到哪儿蹲到哪儿，拿根木棍翻翻这儿看看那儿。别人戴口罩怕感染，她倒好，口罩都不戴。有记者追着问她怕不怕，她说灾区不是疫区，那些说瘟疫已经爆发的全是谣言，不信你们跟着我走一圈看看。

就这么一个老太太，困了靠着废墟打个盹，饿了就着矿泉水啃两口干粮。随行的年轻军医让她回成都坐镇指挥，她说不到一线看一看，我就不放心，我就没有发言权。北川、什邡、绵竹，哪个重灾区她都跑遍了，哪条路能走、哪条路断了，她心里比向导还清楚。

有一回余震来了，山谷里轰隆隆响着，碎石从坡上往下滚。年轻战士要去扶她，她挥着那根木棍指着风向标喊，说氯气比空气重，必须从下风口建立隔离带，别管我，你们赶紧去那边帮忙。后来据测算，她这个判断帮三千多群众及时避开了毒气区。身上那件白大褂早就不白了，灰扑扑的像块破布，粘着干了的泥浆和不知道什么时候蹭上去的血迹。

其实早在三十多年前，她就已经把身体调成了战斗模式。1971年，为了攻克肝炎难题，47岁的陈菊梅把阑尾切了，扁桃体摘了，满口牙齿一颗没留，全拔光了。她说只要能摘掉我国‘乙肝大国’的帽子，即使摘掉身上的全部器官也值得。躺在手术台上疼得不行，她就背《纪念白求恩》来分散注意力。

那时候没什么人理解她为什么要这么极端。可看看结果就知道了——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的病死率从85%降到了38%，多少条命被她从鬼门关拽回来。

2008年在汶川的帐篷医院里，有个战士截了肢，陈菊梅蹲着帮他清理创面，疼得他龇牙咧嘴，后来他盯着老太太那干瘪的嘴，突然问了一句，“奶奶，您牙疼吗？”在场的人都沉默了，她笑了笑说牙齿掉了能救人命，值当得很。

后来军长带着炊事班给她端来一碗面，用压缩干粮熬的糊糊，她端起饭盒笑呵呵地说，“当年在朝鲜战场，伤员把炒面让给病号，那才叫珍贵”，说完就吸溜了一口，又放下饭盒，说等会再吃，先去看看那个安置点的厕所挖了没有。

老太太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2015年退休，退休金拿正军级待遇，可她91岁了还坚持每周五天出门诊。2021年她走的那天，最后的遗愿是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捐赠给首都医科大学。

有时候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动不动就把“奋斗”挂在嘴上，加个班要发朋友圈炫耀，熬个夜要写一篇长篇感慨，仿佛吃了点苦就立了大功。可真要跟陈菊梅这样的老太太摆在一块儿，那点苦算什么？她把自己身上能切的器官都切了，就为了多干几年，多救几个人，多攻一个难题。她从不说自己有多苦，甚至不觉得这是苦，她只觉得这是应该做的。

倒是那些真正苦过的人，从来不会把“奋斗”两个字挂在嘴上。

非典那会儿她已经78岁了，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写出来全国第一本防治手册。汶川地震她又自己搭卡车冲进去。那时候她才83岁，被军长吼着要送回后方，可她硬是没走。后来的后来，九十多岁还坚持出门诊，直到实在是走不动了才停下来。

人家这一辈子，是拿命在干活，拿命在救人。而我们呢？窝在沙发上刷着视频，感慨一句“哎呀好感动”，然后翻个身继续刷。

她说83岁算什么，我还是一名战士。那咱们这些二三十岁的人，成天喊着“躺平”，脸上挂得住吗？

不是每个人都有本事像她那样活着，但至少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曾经有这样活着的人，并且她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不远。她叫陈菊梅，是个军医，一辈子没给自己留什么退路，也没给自己留什么后手，因为她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到第一线去”。

现在这口气，她已经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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