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整顿天价彩礼？
​近日，一篇重磅论文揭开彩礼与结婚率的关系：彩礼每高10万元，男性 30岁以前结婚意愿下降5.88个百分点，生育意愿下降5.37个百分点，在城市务工时间将延长4.27个月。
​这份研究来自蔡玟希、张丹丹在权威期刊Economic Modelling发表的最新论文。根据研究调查，全国平均彩礼约为12.7万元，这还没算上婚房等高额支出。

看到这种研究，我第一感觉是愤怒，其研究逻辑和某学者的企业家精神一样，都是先射箭，后画靶。

有一个问题需要这些人解答，既然论文能把生育率下降的矛头指向“经济压力”，那为什么在巨大的经济压力（房价）面前，非要揪着彩礼不放？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暴露了这类研究最致命的问题——选择性归因。

同样的逻辑，我们换一套变量就会发现荒诞之处：

如果论文的核心结论是“彩礼高导致结婚意愿低”，那么同理，房价更高，为什么不是房价导致结婚意愿低？

事实很清楚：

1，数量级不对等：全国平均彩礼约12.7万元，而一套婚房的首付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房价的经济压力是彩礼的数倍甚至十倍。按照“经济压力越大，抑制效应越强”的逻辑，房价的“锅”应该比彩礼大得多。

2，地理分布矛盾：如果彩礼是主因，那彩礼最高的地区（如江西、福建部分区域）应该是结婚率最低的地区。但现实是，房价最高的“北上广深”结婚率也极低。一个上海男青年面临的是数百万的房价，而非十几万的彩礼。

3，国际比较悖论：论文的逻辑在跨国比较中彻底失效。例如，台湾、日本、美国几乎没有彩礼，但生育率比中国还低。这说明彩礼并非必要条件。这些地区共同的、最显著的特征是高房价、高教育成本和高压的职场环境。

所以，论文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研究彩礼”，而在于“只研究彩礼”

这本质就是“先射箭后画靶”，这篇论文使用了严谨的计量方法去证明一个结论，但这个结论从一开始就被圈定在了一个极其狭隘的框架里。

靶子是谁？ 彩礼是一个很好的“靶子”，因为它具有区域性、争议性，且容易被公众感知。

将问题归因于“落后的习俗”和“贪婪的岳父母”，比归因于高房价、土地财政或贫富差距要安全得多，也更容易获得社会舆论支持。

目的是什么？ 就像我之前发微头条反复批判的，当问题被归结为“农民要的彩礼太高”时，治理方向就变成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

而当问题被归结为“房价过高”，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时，治理方向就会触及土地政策、金融信贷、收入分配等深水区。

因此既然房价的压力更大，为什么没有同等分量的研究去拷问房价，反而让彩礼成了“背锅侠”？

逻辑很简单，研究彩礼不会错，研究房价可能会错。 论文不是在进行纯粹的学术探索，而是在进行一场“危险系数”极低的社会批评，或者本质就是转移社会矛盾焦点，把财富分配问题造成的低生育率归因于彩礼。

学者们用高深的模型去证明一个众矢之的的“坏人”，却对房间里真正的大象（房价）视而不见，这和某学者的企业家精神一样，为资本主义发展转移焦点和矛盾，妥妥的犬儒主义。

所以为什么总是让最弱势的群体（农民、彩礼、传统习俗）来承担解释社会问题的责任？

这种“选择性归因”，和资本家把危机归咎于“工人工资太高”、张维迎把成功归于“企业家精神”一样，都是在用所谓的“科学分析”来掩盖真正的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