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身家超级富豪，上个月在台北，他满头大汗走下台，没喝一口水，径直走向第一排一个穿素色衣服的中年女人。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个女人是谁？她叫Lori Huang，黄仁勋的妻子，也是两人联合创立的慈善基金会的总裁。

1972年。那年黄仁勋9岁，跟随家人从台湾来到美国。父母把他送到肯塔基州一所叫奥奈达的寄宿学校。那不是什么精英学校，聚集了大量被其他学校开除的问题少年。

黄仁勋的室友当时17岁，身上有纹身和刀疤，有过犯罪记录。黄仁勋每天负责的工作是清扫厕所。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那段日子比人生其他任何经历都记得清楚，不是因为苦，而是因为他在那里第一次明白——困境里没有太多选择，能做的就是撑。

1976年，黄仁勋转入俄勒冈州阿罗哈高中。学校里有一台Apple电脑，他第一次见到就挪不开眼，开始用Basic语言写自己的小游戏。后来考入俄勒冈州立大学电气工程专业，Lori Mills当时也在那里读书，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黄仁勋16岁就开始追Lori，扬言自己以后要当电气工程教授，让她等五年。五年过去，教授没当成，他在几家公司做工程师，薪水普通，加班不少。

Lori没有催婚，也没走。1993年，黄仁勋30岁，决定辞职创业。他和两个朋友在加州圣荷西一家丹尼斯餐厅的卡座里，把英伟达的商业方向草草写在纸巾上，主营游戏显卡。

两年后，麻烦来了。1995年，英伟达推出首款图形处理器NV1，采用了非主流的四边形渲染技术，与微软即将推出的Direct3D接口完全不兼容，市场反应冷淡，销量惨败。公司现金流迅速告急。

英伟达手里还握着日本游戏公司世嘉的一份开发合约，代号NV2的芯片项目已做了一年多，黄仁勋发现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完成合约，产品与主流市场格格不入，是死路；中途停掉，直接违约破产，也是死路。

黄仁勋选了一个反常的办法。他主动飞去日本，当面向世嘉高层承认项目无法交付，没有推卸，没有找借口。这种做法在商业谈判里几乎等于自杀。但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世嘉同意继续支付700万美元的款项。正是这笔钱，让英伟达撑过了最危险的阶段。

那段时间，公司裁员70%，从一百人缩减到三十五人，办公室空了一大半，黄仁勋整夜坐在客厅发呆。Lori没有质问，没有劝他止损，每天换着花样做晚饭，只问一句"今天想吃什么"。就这一句，顶过了那段时期所有的会议和电话。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写过这样一句话："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话用在1997年春天的黄仁勋身上，分外贴切。

那年4月，英伟达推出RIVA 128芯片，全球首款128位3D处理器，发布后四个月售出一百万块，公司终于开始盈利，彻底走出了生死线。世嘉则没这么好运，NV2半途而废，后续影响到旗下主机的竞争力，最终在游戏主机市场逐渐沉寂。

英伟达站稳脚跟之后，Lori和黄仁勋以两人的名字创立了"Jen-Hsun & Lori Huang Foundation"。基金会的注册地址是帕洛阿尔托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只有夫妻二人——Lori担任总裁，黄仁勋挂名秘书兼财务。

公开的纳税申报显示，两人平均每周各花一小时处理基金会事务，从未向自己支付薪酬。主要捐赠方向是教育机构，受益方包括斯坦福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大学，恰好就是黄仁勋和Lori当年上课的地方。

台北那个舞台旁，Lori口袋里的那根润唇膏，能出现在那里，不是因为她嫁得好。这件事的根，要往前数五十年，数到肯塔基州一个9岁男孩每天蹲着刷厕所的那些早晨。

数到日本那次让全公司捏一把汗的低头认错，再数到英伟达账户快见底的那个深夜，Lori在厨房里做的那顿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