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 巫鸿| 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中的一个问题（1988）

综观物质文化演化论在西方的发展，大约是经过了三大步：第一步是“系列说”，发现了物质文化迭次出现的历史现象；第二步是“功能说”，通过研究具体器物的实用性质，从而提出它们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第三步是“历史唯物论”，即把物质文化进化与社会进化联系起来。

这些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以后，这三步变成了一步，好处是节省了时间，而后遗症则是忽略了构建理论的必要研究过程，特别是现代史学中验证考古材料的具体步骤，被大大地简化了。

如果我们摆脱现存的一般性抽象理论，从实际材料出发对中国早期青铜器的性质和功能作一个客观的估计，我想可以大致得到以下的结论：

1. 中国青铜器在古代具有世界最高水平，但是冶铜和铸造技术发明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应用主要是制造非生产工具类器物。

2. 这些非生产工具类器物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青铜礼乐器，二是兵器车马器。前者主要用于宗教、礼仪活动，后者一部分是仪仗，大部分是实用兵器。

3. 青铜手工业工具和农具可能零星存在，但在统计学意义上和非工具类器物差别极大。见于考古发掘的实用农具仍多为石器。

如果我们同意这个对基本材料的分析结果，也就等于否定了柴尔德青铜时代三种模式中的第二种和第三种，特别是第三种模式（即青铜农具时期）。于是在理论上，物质文化演化论的“系列说”和“功能说”之间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缺环，以后的整个理论构架都必须重新加以考虑。

重新考虑的内容大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某种特定物质文化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特殊意义，二是如果这种物质文化没有对生产手段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则何种因素造成了文明发生发展所必需的财富累积。这两个问题进而牵连到中国史前和早期文明社会构造的基本课题。

……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物质材料的发现和使用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与工具相反，中国古代玉器和青铜、礼器的意义不在于提高生产效率，而在于吸收生产力。而正是由于这两种材料在当时能够最大程度地吸收生产力，它们变成了“贵材料”。掌握玉器和铜器等于掌握技术手段和大量可供耗费的劳动力。最后的结果是繁琐装饰的玉器和铜器变成了特权的物质性象征（material symbols）。它们不是文明出现的手段，而是文明出现的结果。

这个假说自然就联系到前面所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青铜和玉器的作用在于大量吸收和消耗劳动力，而原始石器仍为主要生产工具，那么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大量社会财富的积累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的解决尚需要时间和更多的材料。目前可以给出的回答是：从世界不同地区文明的发生过程来看，常常是多种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固然是一个基本因素，但在一定历史时期，非生产性的财富积累也可能起到主要作用，一种最主要的非生产性积累财富的手段就是战争。换言之，财富的积累并不一定是财富总值的增加，而可以表现为财富的转移和人为集中。一个采取这种方式作为主要财富来源的社会集团的文化常常表现出以下特征：

1. 连续不断的对外战争。2. 对兵器、战车的特殊重视。3. 对劳动力的浪费，如大量的杀殉。4. 对发展本身生产手段的忽视。5. 器物类型和装饰反映出多种来源。6. 在某一短时期内突然的财富膨胀。7. 对掠夺劳动力的依赖，常常反映为对外战争的失败和奴隶暴动直接引起的该集团覆灭。

有启发的一点是，商代社会反映了所有这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