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陈赓向董必武提出一个特殊请求，董必武紧急请示毛主席：这事真的无法独自决断吗？
1950年末的一份军委统计报告透露，全国现役技术军官不足千人，其中精通坦克、雷达、弹道学者更是寥寥无几。数字冷冰冰，却催生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在最短时间内办起专门培养军用工程技术干部的高等学府。翌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总参谋部几位负责军事教育的人士，话不多，却掷地有声：“没有工程师，装备就是摆设。”自此，“要建一所顶得住考验的军事工程学院”的决断，被写进了军委的工作日程。
6月20日，刚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的陈赓走下火车站台，靴底还沾着战场的尘土，迎面就被聂荣臻“截”了下来。简单寒暄后，聂帅递过一份加盖军委印章的红头文件：“院长之位，非你莫属。”陈赓扫了两眼，叹了口气，“仗还没打完，书本就得先翻。”一句话，道出那一代将帅对战争形态变化的敏锐。
陈赓干事有股子冲劲。筹委会没地方办公，他干脆把阜成门内大街的家里腾出两间屋，临时支起图板、铺上作战地图，请李懋之和几位参谋就地开工。教授们陆续赶到北京，见院长如此“朴素”，颇感意外。“就用这儿？”有人忍不住低声嘀咕。“先把思路理顺，比坐多宽的办公室重要。”陈赓笑着压了压手，算作回答。

9月初，中南海召开一次规模颇大的联席会议。周恩来拍板：各部委要在人、财、物上无条件配合，哈尔滨定为校址，理由只有一句——远离前线，靠近工业基础。会议散场已近深夜，周总理把陈赓叫住：“一年的时间，能不能看到雏形？”陈赓摘下军帽，坦言：“顶得住压力，就能办到。”灯光下，两人对视一笑，心知这不仅是答卷，更是承诺。
招师纳才，是学院存亡的第一关。不到半年，张述祖拿着一沓名单冲进筹委会，开门见山：“北大、清华、中科院的人，我都跑遍了，肯来者在此。”陈赓抬头，看见其中一个名字——沈毅。学过法国弹道学，战时在国民党军中任过少将技正，却因旧账被军法处以极刑。张述祖压低嗓音：“技术一流，可判了死刑。”屋子里空气顿时凝固。

当晚，陈赓拨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的电话。电话那头刚接通，他便直言不讳：“董老，这人不能杀！”董必武沉吟片刻，“军法已定，难办。”“可弹道学专家全国只有仨，枪毙他就是自毁长城。”一句话击中要害。董必武第二天即向中南海汇报，末了加上一句：“陈赓说，此事他担不起责任，让主席定夺。”
毛泽东听完，沉默许久，转而询问周恩来：“戴罪立功这条路，走得通吗？”周总理表示，可先收监教育，视表现决定任用。于是批示下达：缓期两年执行，调往军事工程学院，“如能立功，报功再议”。沈毅从刑场边缘折返，成为学院实验室里最早点亮示范弹道曲线的人之一。

然而，人事的破冰只是开始。学校要开门办学，却连校园都还在平整土地。松花江畔，冬天零下三十度，施工队把热水泼在地基上，以求冻土松动；俄国专家带来的图纸上密密麻麻都是圆周率，只能靠翻译一字一句抠过去。有人抱怨条件艰苦，陈赓拍拍肩膀：“抗战那会儿，在太行山也没暖气，可子弹不照样打得出去？”
1954年春，陈赓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他仍把大部分时间留在哈尔滨。课堂没暖气，他搬来炭火炉；实验设备紧缺，他让机关先把配给车辆换成测量仪。一次例会上，他问年轻教师：“为什么要学导弹？”对面沉默。他抬高声音，“因为我们的对手指着我们脑门，没箭囊的弓手，只能挨打！”这句话后来成了学员口口相传的警句。
合作的窗口也在同步展开。1955年，首批15名苏联专家抵校，带来最先进的防空导弹课程与仪器。半年后，中苏关系出现波折，部分项目被迫中止；但学院已具备独立研发的雏形。短短五年，校园建筑面积突破六十万平方米，师生规模三千余人，覆盖火箭、核物理、通信、舰艇等五大系三十余专业。来自各高校、科研所的上百名教授，在这里与成千上万名复转军人一同学习、实验、争论，炮火时代的课堂透出生气与锋芒。

1957年冬，陈赓因积劳成疾再度住进301医院。病床旁，他嘱托赶来探望的几位骨干：“记住，技术这东西，没有终点线。要敢想，也要肯钻；我不在了，你们自己盯紧。”说罢，他把早已写好的六条意见递给学校党委，其中一条写着：教授要有脾气，学生要有志气，军人要有骨气。纸页微皱，却清晰有力。
这一年，军事工程学院迎来首届毕业生。大雪封城，送行的人群站成两列，银装素裹中，一列列新军官肩扛红底金星，踏雪出发。火车汽笛长鸣，仿佛在对那位仍卧病榻上的院长致意——技术的火种已传下去，前路虽远，方向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