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位哑巴炊事员向毛主席敬礼，毛主席为何要亲自授予他少尉军衔？
1955年9月27日清晨，北京阜成门外的一处果园里，微凉的秋风吹动石榴树叶。授衔典礼即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各军兵种代表整装待发。一位身材敦实的中年军人默默擦拭军鞋，他神情肃穆，却始终不发一语。熟悉内情的警卫轻声对同伴说：“别看他不说话，他的战功够得上整排勋表。”那人正是即将获授少尉军衔的老炊事员——那个没有声音、却被部队称作“好耳兄”的四川汉子。
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步入会场。主席目光掠过军装笔挺的将帅，突然在队伍末尾停下。他向那位沉默的少尉候选人回以一个庄重的军礼，然后低声嘱咐身边工作人员：“给他发正装大帽，别落下。”人群小声议论，这位“哑巴班长”究竟何以得到如此殊遇。答案，要从二十年前的川西山巅追溯。

1935年初夏，大渡河岸烟雨迷蒙。安顺场百姓见到红军过境，多半关门闭户，唯恐牵连。众人匆匆遁入山林时，却有一青年斜背竹筐、拄棍疾走，追上部队。他不会说话，只能急挥双臂。有人疑心：“会不会是探子？”一旁的老向导摇头，“他是聋子，不会说谎。”就这样，缺少语言的他，用脚步作证，成了新战士。没人记得新丁有没有登记姓名，只知道连长拍拍他的肩：“从今天起，你跟伙食班。”
炊事队走在担架和马匹后面，挑粮、劈柴、生火、煮粥，苦活脏活全包。他不擅言辞，只能把心思都放进铁锅。敌机扫射，他用身体护住滚烫的军锅；夜色深沉，他在篝火旁守到天亮，等最后一支侦察分队归来。战友们常说：“他做的南瓜粥救了全连。”他听不见，却格外在意大家的碗里有没有添满。
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翻越夹金山的积雪地带。雾气掩住了乱石和冰沟，一名小战士踩空坠入雪坑。众人惊呼未定，哑巴炊事员已经把腰间绳索掷下，自己也滑了下去。几分钟后，他将那孩子扯上来，手被锋利的冰棱划得血迹斑斑。小战士眼泪汪汪地说：“班长，我以后给你挑担子！”他只咧嘴一笑，拍拍胸口，继续赶路。

抗战打响后，他随部队转入华北。枪声、炮火、饥饿与寒冷接踵而至，后勤保障时常要在断炊中求生。为了给团里弄到一口热饭，他拆过敌寇的废弃铁桶，改成行军锅；也在太行山脚偷偷种过一片红薯地。有人统计过，他在整个抗战期间烧掉的柴禾足够在延安点燃一座灯火通宵的窑洞，而他自己却从没完整睡过一夜。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部队入城后，他被调去照看一处果园，任务是给中央首长和身边工作人员供应饮食。那片果林原本荒废，老炊事员挥舞锄头，硬是把酸枣树改嫁成海棠、榆树下套种花生。果园产量年年攀升，其他机关也来取经。有人揶揄：“你这老战士离了战场就会种地啦？”他摇头，指着胸前未拆的子弹袋，比划：“打仗是为了活人，活人就要吃饭。”

毛主席偶尔在花径小道散步，看见他弯腰锄草，总要驻足。一次，主席笑着伸手，“辛苦了。”老兵抬头，立正、敬礼，再捧过一筐新摘的黄桃。主席接过，转身对身边秘书说：“这样的人，军装上没肩章，心里却早已是功臣。”
于是才有了1955年的那一幕。军衔制度初立，许多战功卓著的无军衔干部需要被历史补课。名单从师以上高级将领一路排到连排骨干，“聋哑炊事员”五个字赫然在列。审定时，有人提出异议：后勤岗位能否授予军官？总政治部专门调档，发现他在长征、平汉战役、百团大战等多次参战记录，且受过三次嘉奖。文件很快获批：少尉。

授衔后，他依旧早起生炉，仍旧半蹲着在灶口添柴。肩章只在重大节日才配戴，平日被他用旧围裙遮着。有战友问：“为什么不多穿几天？”他用粉笔在案板写下两句：“肩章是军功，不是装饰。饭熟了没？快吃。”简短有力，像他一贯的行事风格。
1983年深秋，这位老兵病逝于北京，享年72岁。遗物不多：一把磨损的菜刀、一条缀满补丁的围裙，还有那顶几乎没戴过的少尉军帽。警卫局在悼词里这样评价：他用沉默守护千军万马，用勤勉丈量信念的重量。后来有人去安顺场采访，村口老人指着大渡河说：“当年，他什么也没说，就跟着红军走了。我们都以为，他只是想找口饭吃。谁想到，他一走，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