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家二十三载后荣任军区政委，归来与家人抱头痛哭，邻里数百人纷纷前来探望！
1948年初夏的拂晓，绥远军区的院子里依旧吹着带霜的风，一名通讯员递来一封盖着“湖南龙门”邮戳的信件。裴周玉拆开信，黑色钢笔字寥寥，却一句话让他怔在原地：“家里平安，盼你回转。”这简单八字，是他离乡十八年来收到的第一封家书。那一刻，西北荒原的冷风似乎都带上了稻谷的清香，把他的思绪带回故乡的山坳。
十几岁就挑起田担的孩子，在饥荒与苛捐杂税里长大，心里最深的印记是“年年欠租”。1927年，他跟村里大一点的青年组建儿童团，夜里贴标语、递情报，当时只觉热闹，直到1930年见到红五军过境，才知道“远方的路比田埂宽”。那一年，他十六七岁，趁着夜色给父亲留下口信就跟着队伍走了。奶奶拽着他的衣角，嘶哑地说：“娃啊，你一定要活着！”这是家人对他的最后一句嘱托。

西南、赣南、湘鄂川，转战不停。行军时粮袋里只有半截红薯，他却拿出一半塞给小战友；血战时被炮火震得耳鸣，他仍拽着轻机枪不肯松手。1936年翻越岷山到达陕北，他已是连队里的骨干。此后十多年，他扎根西北，从保卫部队到政治干事，再到军区政治部主任。部队通信条件差，他寄出的家书常被战火湮没，家乡人于是认定少年早已魂归他乡。奶奶临终前连喊三声他的名字，父亲守着门口的油灯整夜不睡，盼的只是一个确切答复。
1948年，西北野战军合编主力时，裴周玉奉命整训新加入的起义部队。有人揶揄这些旧军官，他却摆手：“走到今天不易，一条路走到底才算硬汉。”1950年抗美援朝打响，西北部队奉令北上援运，他被任命为某兵团政治部副主任。1953年春，兵团缩编为第69军，军政委的任命书落在他手中。军中开始推行探亲制度，名额有限，上级却让他第一个回乡，理由简单——二十三年未归，不去说不过去。
同年五月，身着新式军装的裴周玉踏上回湘列车。车轮滚过黄河时，他把头探出窗外，寒风刮得眼睛生疼，也没眨一下。他怕一闭眼，那个被岁月冲淡的村口就又远了。

龙门村竹林边出现军列的黄尘时，乡亲们蜂拥而至，犹如节日。父亲年过花甲，拄着竹杖仍走得急。裴周玉几步上前，双膝微曲，想行军礼又想拥抱，动作僵在半空。父亲用粗糙的手摸摸他的肩，声音发颤：“真的是你？” “爹，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旁边的胞弟红着眼，憋了一句：“哥，娘和奶奶一直等你。”三人对视片刻，泪水夺眶，却无人放声，像战场上默契的无声号令。
接下来的三天，龙门村口走马灯似的人流，最多时挤进来四五百人。有人递上鸡蛋，有人端来老酒，更多的是围坐在堂屋听他讲西北的枪声。乡亲问得最多的不是他当了多大的官，而是“咱们那些一起走的娃娃，可还剩几个？”他掰着手指头，报出六个名字，屋里顿时静得能听见煤油灯的噼啪声。多年烽火，把昔日一千多人的游击队，镂空成寂寥的名单，这样的对照比任何演讲更有分量。

有意思的是，回乡期间他坚持住在木板老屋，不肯去县里安排的招待所。夜里，父亲担心蚊虫，打着蒲扇守在门边。他却轻声对弟弟说：“老屋在，心就定。”第二天清晨，乡亲提着新做的草鞋赶来送行，老人们嘱咐：“替我们谢谢那些走了又没回来的人。”他郑重地点头，只一句：“一定带到。”
探亲假期只有十五天。临别时，父亲把一双亲手缝的布鞋塞进他的行囊，再递上一包干茶叶，说是山头新采的春尖。裴周玉未置一词，把鞋系在背包一角。火车启动，车窗外仍有人挥手，他举手还礼，目光却越过人群，看向更远处的青山。那是他童年挥锄的地方，也是无数少年出发的起点。1953年夏，他重新回到北方军营，继续握紧那枚写着“69军”的袖标，肩负起另一段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