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山东新开挖一条河名为京杭运河，而元代原有的河道却被称为小运河，这是为何呢？
1959年12月9日傍晚，黄河在东阿县位山村被临时河堤截住，滔滔河水改道静默，一场盛大的礼炮声拉开了位山枢纽试通水的序幕。对山东聊城一带的农人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当年的冬麦能喝到黄河水，更象征着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里“多打粮”的现实落点。
彼时的黄河下游水患与旱情交替，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也因泥沙淤塞而逐年失去活力。要想让大片盐碱荒地变良田，单靠疏浚旧河远远不够，于是位山枢纽与灌区工程成为“时代优先项”。省委主要领导屡次南下现场，“再难也得干”，成为施工现场最响亮的口号。

三期土石方按计划推进，3万民工与数百台机械昼夜轰鸣，截流仅用八小时完成，一时被誉为“黄河奇迹”。但奇迹背后也埋下隐忧：配套沟渠没全修成，水涌进田里，漫灌变涝灾，几个月后已有数十万亩土地反冒白碱。技术员私下嘟囔：“水到了没路走，地哪受得了？”
1960年春，为给洪水找出口，聊城专区临时决定另挖一条自位山直通临清的新河。本意很直接——让黄河水先进入新渠，再分段调蓄，减轻旧运河与乡村低洼地的压力。这条新挖河在图纸上写作“位临运河”，可施工队嫌名字拗口，干脆把它称作“新的京杭运河”。

“旧运河堵成那样，还能指望通航？”一位老船工拍着残破的木桨发问；项目负责人笑答：“先保灌溉，通不通航以后再说。”对话短短几句，却点明了当时工程目标的急迫与取舍。6.2万劳力被动员到堂邑、冠县一线，缺粮、缺料、缺工具，干劲高却难敌现实，一遇大雨土方即坍塌，到年底尚有9公里河槽未能闭合。
1962年范县水利会议拍板，位山灌区暂时停摆，黄河重新回到原槽。未竟的位临运河被荒草覆盖，河床干裂，旁边村民把断头河当成晒麦场。几年以后连续干旱，地下井水苦咸，才使各级部门意识到：停灌不是终点，必须重新梳理黄河水系。

1966年冬，国家水电部提出“分期治理、以灌为主”的方针，聊城再次组建指挥部。老民工回到工地，“这回真得把事办成。”1970年3月11日，位山引黄闸开闸试水，新渠正式改称“三干渠”，设计流量69立方米每秒，首日就为阳谷、东昌府送去近7000万立方米清黄水，156万亩农田摆脱旱情。
供水稳定后，更远的需求开始涌现。1981年，国务院把三干渠纳入引黄济津工程框架，滏阳河、卫运河水位随之抬升，直到1982年1月，天津港的码头才真正接到来自山东西部的黄河水。运输功能则被刻意弱化，昔日漕运之河转身成为现代灌溉与城市供水的大动脉。

有意思的是，老聊城人依旧把元代会通河遗存称作“小运河”，而把1960年后陆续拓宽、加固的“三干渠”喊作“大运河”或“京杭运河”。两条河道并行数里，却承载着迥异的记忆：前者记录了漕船桨声，后者见证了抽灌机的轰鸣。名称的并存，恰好折射出传统水利文化与现代工程体系的并置与缝合。
回望这段曲折的兴修史，不难发现：在资源分配紧张、技术手段有限的年代，大工程往往要在“救急”与“长久”之间寻找平衡；而千年运河的名字之所以能活在民间，正因它早已融进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河道可以改线，水的流向可以调度，唯独对水的敬畏与依赖从未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