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一位老人看到主席照片指着报纸说，让主席还他的钱是真的吗？
1921年初春，长沙城旁的湘江还裹着薄雾，年轻的毛泽东抱着一摞印刷样稿，站在岳麓书院旧址门口踌躇。筹办文化书社的念头已酝酿许久，可账本上那一行“短缺一百大洋”如铅块般压着他。彼时，湖南乡间出身的姨妈向振恺带着女儿来城里采买，听说外甥女杨开慧和女婿正为钱犯难，当场掏出小心收在荷包里的银元，“拿去办正事，莫误了书社”。这一百块大洋，在当时足够一个小家过活半年，却被她轻描淡写地推到年轻人手中，彼时谁也未想到，这些银元会在三十年后被提起。
那一年的湖南，土地兼并严重，小手工作坊开一天歇三天，向振恺的丈夫又染病卧床。按理说，她完全可以把钱留作家用，但她认准“读书写书是救国，救国就能救家”，便把八口之家的压仓钱挪出去。书社得以开张，首次印出的《湖南通俗报告》很快走进乡镇学堂，毛泽东也借此在省城积攒了一批追随者。金钱变成铅字的那一刻，向振恺并未在场，却无形参与了当时最激进的思想传播。

1930年11月14日清晨，长沙法场的枪声划破天际。杨开慧牺牲的噩耗传到平江向家镇时，向振恺几乎昏厥。她顾不得刚进棺椁的丈夫，咬牙赶往长沙，暗中托人把烈士遗体从乱葬岗搬回来，又把三个孩子接到自己老宅。彼时白色恐怖笼罩，帮烈士收尸被视为“共党同谋”，稍有差池就是灭门之祸。乡邻劝她“不如装作不认识”，她只回一句：“她叫我一声姨妈，我怎能不认？”那一夜，平江山陂村烛火未灭，毛岸英兄弟仨在外婆房里抱作一团，向振恺守在门口，一盏桐油灯摇摇欲坠。
时间推到1949年，当开国大典的礼炮在天安门广场炸响时，湖南老屋里的人听得发愣。向振恺已过花甲，眼疾加重。邻居递来当天的《人民日报》，她抬头看了看头版照片，喃喃道：“这孩子有出息，只盼他还记得乡里。”话音未落，女儿钟瑾怀把报纸折好，“娘，您该歇了。”这一幕在平江乡亲口中流传，却远没有后来那句“得还钱”来得戏剧。

1950年5月，毛岸英回湘探亲，特意绕道山陂村。灶屋里木柴噼啪，老姨外婆用手背抹掉炉烟问：“那年书社的银元，可曾记着？”岸英愣了片刻，俯身答：“姨外婆放心，我带话回北京。”院子另一头，钟瑾怀小声提醒母亲，“今时不同往日，莫让外人误会。”对话并不激烈，却让岸英记了一辈子。
彼时正值全国统筹复员费、供应证、工商税改的艰难阶段，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李维汉作为统战部长赶赴长沙时，顺道拜望这位老乡贤，留下手书证明，认可当年的借款事实。钟瑾怀揣着那张证明思忖数日，终究没有进京。她说：“娘，咱欠的是公家的忙，就别逼小辈难做。”向振恺沉默许久，只吩咐女儿把证明锁进木匣，“留个念想，总归是凭据”。

消息很快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批示：每月寄100元生活费，直至姨妈和姨外婆百年；丧葬费一次性300元，由办公厅负责。一张薄薄的批条，夹在厚厚文件堆里，也夹在了私人情感与国家制度之间。100元，在1951年的长沙可买近百斤大米，足够两位老人衣食无忧。毛泽东并未以“还债”名义列支，而是冠以“赡养”。“账该算，但情不能折价”，这是他后来对秘书的一句话。
生活费从北京准点寄到长沙，邮戳清楚。遇上大雪天邮路不畅，老人收不到钱，街坊担心断炊，钟瑾怀却安然，“他不会忘的”。果不其然，雪化当天，邮政员挑着包裹踏雪而来，里面不仅有两个月的生活费，还有几双老北京布鞋。向振恺抚着鞋底，笑出声来，“他小时候最怕冻脚，倒没忘了这事。”

岁月在乡间悄悄匍匐。向振恺病重的那个春夜，长沙城头的星子很亮，她松了手中那只竹枕，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那张陈旧的证明仍在木匣，不曾启封。按照毛泽东早年叮嘱，丧葬费很快拨下，连同最后一笔生活费，一并送到山陂村。乡亲帮忙择地、破土、起坟，碑文只刻四字：“助学为公”。
有人议论：“这钱算是还了？”年迈的钟瑾怀摇头，“借的是银元，还的是念想。真正的账，是不是早就两清？”话音落下，她将那张证明投入火盆，火苗闪了几下，纸灰化作细屑随风而散。若干年后，山陂村口的老槐树被风折断，树洞里却翻出一枚欠条模样的纸片，只剩模糊的“100”字样。村里老人说，那是革命岁月里最沉的一笔，也是最轻的一笔，它曾撑起一座书社，也系住一门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