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有这样一个县，最初一直归属于安徽省，经历多次行政调整后被划归江西你知道是哪一个吗？
清晨五点刚过，婺源江湾的雾气尚未散去，村口的木牌楼在灰白薄雾中显得骨骼分明。游客尚未涌来，只有几声鸡鸣与溪水相和，却难掩这里数百年来关于“我到底属于哪一省”的嘀咕。
要弄清这桩事，得先从唐开元二十八年说起。那一年地方官在青山环抱的清华镇择址立县，编进歙州辖图，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府。徽州一府六县的框架自此成型，婺源与歙县、休宁等县在同一张族谱里写下“徽州人”三字。朱熹在书院里讲理学时称自己“徽人”；到了清代，胡开文的墨香和徽班进京的锣鼓，也把婺源的手艺和音调带到长江以北。文化纽带由此越绑越紧。
1667年，新设的安徽省从庞大的江南省中剥离出来。康熙的谕旨里有一句话，称徽州“文风所系，商贾辐辏，足资全省砥柱”。在那张分省图上，徽州府处于靠南一角，像一枚榫头，将皖地与赣东北牢牢扣在一起。婺源人因此更加笃信，自己的籍贯与皖地荣辱与共，此后百余年，这种认同感如同祠堂里不灭的长明灯。

局势在20世纪骤变。1934年春，国民政府公布一道令：为了交通和治安，婺源划入江西第五行政区。县里马上炸开了锅。老秀才抬着《休宁府志》跑到县衙，指着家谱嚷：“俺祖上世世代代是徽州人，怎能说搬就搬？”乡绅们连夜商议，写了厚厚一摞呈文北上。
街角茶摊上，两个樵夫小声议论。
“听说要改口叫江西人了？”

“改得了吗？咱祖坟还在徽州那边呢。”
“可官府盖了公章，回不回得去难说。”
抗议声传到上海，胡适在报上发短评，措辞温和却直指要害：文化是一条看不见的疆界。压力之下，1947年8月16日，行政命令再度更改，婺源重回安徽第七行政区。这一次街头没有鞭炮，只有木牌楼下的老人长舒一口气。

然而好景不长。1949年5月，新政权在赣东北建立行政公署，婺源因为地理位置靠近上饶，被并入江西。官方解释简单：便于统一管理与战后重建。档案里一行小字透露了另一个考虑——徽州山区与赣东北在交通、物资配给上互赖已久，分治不便。在新秩序的天平上，文化情感终究让位于行政效率。
算盘拨过，山河照旧，百姓的日子却不能只靠感怀。婺源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是丘陵与山地，水田稀少，过去靠茶叶与山货维生。行政门牌再怎么改，也填不满粮仓。于是县里把目光转向脚下这片山水：三月油菜花漫谷黄，九月晒秋五彩缎，徽派老宅粉墙黛瓦，条条青石巷通往溪桥。
上世纪90年代起，乡村旅游的风潮让婺源迎来转机。县里先在江岭试点观花线路，再在篁岭修复吊脚楼晒场。门票经济与民宿业一起发酵，2015年全县被授予国家3A级旅游景区称号，江湾、李坑随后摘得5A级与4A级金牌。纵使节假日限流让部分游客徘徊村口，仍挡不住每年数百万的客流与数十亿元的旅游收入。

文化根脉并未因此断裂。祠堂里仍悬着“徽骆驼”经商的老匾，油纸伞下依旧能听见北宋词牌。那些曾为“回皖”鸣不平的后人，如今在徽菜馆里招呼八方食客；而县志的新版本，首页写着“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却仍保留了一整章“徽学名人”。
翻阅千年档案，婺源的故事像一条曲折的山路：起点在唐，拐点在清，急弯在民国，又在1949年的烟尘中定格。它告诉世人，地图的线可以改画，山川与记忆却自有镌刻。正因为此，行走在今日的婺源，才会频频生出一种错觉——脚下这块土地，似乎同时说着两省的语言，却用同一口徽腔讲述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