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一生洒脱追求艺术自由，晚年孤苦潦倒，离世后他的画作却拍出三亿元高价！
1936年夏末，柏林奥运会的室外运动展区人来人往，常玉戴着草帽，指着自己设计的“乒乓网球”向记者比划规则。“看，球在网面上弹跳，跟桌上网球一样！”他带着四川口音大声推销。旁边的德国教练皱眉摇头：“好玩，可惜没人买单。”常玉耸耸肩，笑得洒脱，“画不卖钱，发明也许能救急。”那一年，他三十五岁，距离他在巴黎画坛初露锋芒已近十年，却离真正的经济自由依旧遥远。
回想更早些的日子，1901年他出生在南充，家中以经营丝绸与盐业致富，父亲常书舫擅花鸟，先让儿子跟着乡贤赵熙打基础。少年常玉左手握毛笔、右手执炭条，一口气能画满整间祠堂的墙壁。家里人看他沉迷线条，无人阻拦，反而变卖古玩，为他凑学费。17岁那年，次兄把他送到上海，挂名美专旁听，他却常蹲在苏州河边写生，画工棚也画妓院，越是世俗的角落，他越来劲。

20年代的巴黎像块巨大的磁铁。徐悲鸿坐在国立美院里研究古典素描，林风眠忙着和德国表现主义互动，而常玉决心住进“大茅屋画室”——那是一座蜂巢似的圆形楼，三百多名穷艺术家昼夜颠倒地涂抹颜色。有人劝他考正规学院，他偏头一句：“规矩多，哪有意思？”于是白天在拉丁区咖啡馆速写人体，夜晚回到画室铺开巨幅麻布，把中国水墨的单线勾勒与法国野兽派的明艳色彩毫不犹豫地拼在一起。

作品慢慢引起关注，经纪人侯谢看得眼热，主动提出包销。常玉却立了三条规矩：一要先付清款，二不能干预画面，三幅画一完就得带走。侯谢当场愣住，最终还是点头。交易维持了三年，直到某天侯谢欲在色调上指手画脚，两人谈崩，常玉拎着画布转身离开。“我只为自己画。”他丢下一句，夜色里背影清瘦。
30年代初的好景并未持续。婚姻以离异收场，大哥骤然病逝，家族企业停摆，生活费断了来源。欧洲经济受大萧条与战云笼罩，画廊接连关门。常玉卖过瓷器，摆过花店，甚至帮朋友设计餐椅，却仍旧入不敷出。日子一穷，他更倔：朋友拿着支票买画，他却坚持涨价，“喜欢就全买，不议价。”结果多数人摇头走人。

二战结束后，常玉试图远走纽约寻找生机。1950年早春，他在曼哈顿办个展，却赶上一片审美转向抽象表现主义的浪潮。门可罗雀的陈列室里，只听得他叹气：“这里的人看不懂东方味道。”几个月后，他重新回到巴黎，租下阁楼，靠给餐馆画菜单换取三餐。
进入60年代，他的画布浮现大片黑褐底色，花卉再无昔日艳丽，只剩几根白线勾勒的枯枝。熟人法兰克问他为何换色，他淡淡应道：“灯太暗，心也暗。”1966年8月11日，他在阁楼里倒在煤气灶旁，数日后才被邻居发现。葬礼寥寥数人，墓碑上只有简短的“Chang Yu”。

然而，故事并未终结。上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市场腾起热浪，曾被尘封的画卷陆续回流。2010年，《秋风立马图》在北京敲出三千多万元；2011年，《九州无事乐耕耘》突破两亿；2019年，香港的拍卖槌声定格在3.039亿港元，《五裸女》成为亚洲现代艺术的标杆。收藏家面对镜头谈及常玉，最流行的一句评价是“被时代耽误的天才”。可要是当年的常玉在场，他大概会抿嘴一笑：价高也好，价低也罢，线条是自由的，只要不被束缚便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