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的一个寻常日子，绍兴城外两个送葬队伍在狭窄的乡道上相遇，谁也不肯让路。乡民们相信，出殡路上让了道，便是让了子孙的福气，于是拳头代替了丧仪，混战中两口棺材被随意搁在路边，待尘埃落定各自抬走。
未料到，这一场送葬的风波，后来竟引发了一桩“易尸滴血”的连环冤狱。

浙江绍兴王员外年过半百，三个儿子先后病故，女儿招赘了上门女婿张连富。偌大的家业无人继承，三个儿媳妇便劝公公纳妾。
这里头藏着一层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按大清律例，寡妇在夫家没有子嗣，家产便归族中近支男性继承。妯娌三人守寡多年，既无丈夫可依，又无儿子可傍，若公公再不留下一个男丁，等到王员外百年之后，那些远房的族亲们便会拿着族谱上门分产。她们这三个寡妇，届时不过是寄人篱下的累赘，被扫地出门也不稀奇。劝公公纳妾，不单是为了延续王家香火，更是三个寡妇在为自己将来的活路铺路。
小妾李氏过门一年，生下了一个男孩，举家欢喜，但好景不长，王员外积郁成疾，孩子出生不久便撒手人寰，丧事全由女婿一手操办。
老员外下葬一年多后，他的亲生女儿一纸诉状递到了县衙，声称那个遗腹子是李氏与外人私通所生。“我父亲年老力衰，根本不可能生育！”王小姐说得斩钉截铁，并主动要求开棺，用滴骨法验明真相。
按当时大清律例，抱养的异姓之子没有继承权。若是遗腹子被定为野种，王家万贯家财便将落入女婿之手。知县虽觉得贸然开棺不妥，但王小姐言之凿凿，还当场立下文书愿意承担诬告反坐之罪，知县便下令开棺。
开棺那日，仵作刺破男婴的手指，将鲜血滴在王员外遗骨上。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那几滴血在森森白骨上滚了滚，顺着骨缝滑落下去，一点也没有渗进去的痕迹。
按宋慈《洗冤集录》里的说法，“是亲生则血沁入骨内，否则不入”——非亲生。
三个儿媳妇得到消息，如遭雷击。
这孩子的存在，就是她们后半生的依靠，是阻挡族亲们来分家产的活令牌。如今王小姐一纸诉状就要把这孩子定为野种，这不是要断王氏香火，这是要把她们三个寡妇往绝路上逼。
大儿媳率先直奔县衙击鼓鸣冤，当堂立下保证状：“妾弟若是非亲，妾愿抵罪。”她坚信婴儿是公公的骨肉。知县下令再滴，结果一样，血不入骨，大儿媳随即被押入大牢。
二儿媳咽不下这口气，告到上一级的府衙，但滴骨法的结果铁板钉钉，二次开棺仍旧不进，二儿媳也锒铛入狱。
三儿媳此刻成了王家最后的指望。她变卖家产充作路费，一个妇道人家，一路风餐露宿，硬是辗转到了京城去叩阍告状。这不是什么深明大义的壮举，而是一个寡妇在保自己碗里最后一口饭——遗腹子若翻不了案，两个嫂子死在狱中，她自己就算活着出去，也无家可归了。正好一位巡按御史在浙江巡视，案子便发回由他重审。

这位御史翻阅卷宗，反复推敲，总觉得哪里不对。三个儿媳妇和那个遗腹子并无血亲关系，若是私生子，她们犯不着拿自己的自由乃至性命来作保，可两次滴骨验亲的结果又确凿无疑。御史亲自提审了负责验尸的仵作，反复盘问操作过程，每一个环节都查得滴水不漏，仍找不出半点舞弊的痕迹。
案件陷入了僵局。
一筹莫展之际，御史的身边人推荐了一位老幕僚。幕僚在县府衙门做了大半辈子刑名，听罢案情，关起门来苦思冥想了几天，几天后他去找御史，只说了一句话：“让王小姐也滴一次。”
御史听了，顿时豁然开朗。
他当即传唤王小姐到堂，先不动声色地宣布婴儿滴血不入，确非亲生，接着话锋一转：“你弟弟不是亲生，你总是你父亲亲生的吧？既然你当初主动要求滴血认亲，说明你对此法深信不疑。那好，今天就先验一验你。”
王小姐脸色骤变，但堂上的话就是铁律，她无法拒绝。仵作取来遗骨，刺破她的指尖，血珠滴在骨上——骨碌碌滚落，和婴儿那次一模一样。
御史拍案而起，厉声喝问。
王小姐瘫软在地，终于供出了实情：那日出殡途中与邻村棺材相撞，双方打斗后抬错了棺材，埋进王员外墓穴的根本就不是王员外的遗体。女儿和女婿明知抬错了棺，却将错就错，想到用滴骨验亲来坐实婴儿为“野种”，从而独吞家产，以亲生女儿之血滴在陌生人的尸骨上，自然毫无反应。

案子虽然破了，但滴骨验亲这一手段本身的荒谬，也在这桩案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在真正的王员外遗骨上，婴儿的血极有可能入骨——但那不过是因为骸骨埋在地下日久，骨质表面的有机质已经腐朽殆尽，形成无数细微孔洞。任何人的血滴上去，都会被毛细作用吸收，如同水滴渗进疏松的土坯。骨头的年代越久、腐朽程度越重，吸血的“灵敏度”就越高，跟有没有血缘关系毫无关联。
其实清代的有识之士早已质疑过这种古法。康熙年间的地方官黄六鸿在《福惠全书》里就直言“滴血之事，未可尽信”，但宋慈《洗冤集录》实在太权威了，一直以来，基层的知县、知府们仍然把滴骨法当作断案的看家法宝，也由此制造了一桩又一桩相似的悲剧。
后来，这个案子以《易尸滴血》的名字被记录在案，在一部法律案例集里，它被归入“谋人者危”一类——意思很明白：那些处心积虑谋害他人的人，终究会把自己送上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