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江湖上管抽大烟的叫“抹海草”。当时的政府极力铲除毒品，不想这倒给了骗子们机会。骗子是团伙作案，搞股份制，集资配制一种戒烟药，药盒上印的全是冠冕堂皇的口号，号称响应政府号召，跟今天很多骗子一样，专做爱国生意。

他们分两班“开穴”——也就是作案。一班负责“挑啃”，即卖货；另一班当托儿。两班人奔赴商埠码头、各大都市，分头住店。“挑啃”的住进旅馆、饭店，假充阔绰，做出一副客大欺店的派头；托儿们则落脚便宜旅店，冒充看热闹的吃瓜群众。“挑啃”的还会包一辆汽车，把药装进车里，运到各大药房。民国时期，新鲜物件虽不多，但在租车这件事上倒能与世界同步，包辆汽车并不难。掌穴的头目西装革履，故意把车停在药店门口，阔步下车，手下则前呼后拥，抱着几大盒包装华美的戒烟药涌入店中。

药店伙计以为是阔主驾到，赶紧请掌柜、老板过来张罗。掌穴的自称是某省戒毒会的委员，官面上的人，他们督造的戒毒药，不论吗啡、白面还是鸦片，都能根除。此番是奉会里命令到此地平价推销、惠及百姓，把药放在店内寄卖。也就是说，先留下货，等药店卖出去再来收钱。被骗子们叫作“囊子点”的商人，当然乐意坐收其利。

骗子走后，药店老板、掌柜连忙叫伙计把招牌挂到大门外。没过两三天，便有骨瘦如柴的人上门买药，声称只买官方督造的。药铺一般会进两三种戒烟药，伙计听罢，赶紧把骗子寄卖的那种拿出来。之后几天，陆续有人来买，都说疗效显著，药店老板暗自寻思：到底还是官家的东西靠谱。

这天，一名男子急吼吼跑进药铺，问柜上可有寄卖的戒烟药，伙计自然说有。男子掏出钱来：“我买三百元的。”柜上伙计说：“买这么多？现货可没了，您得明天来取。”男子想了想：“明天我就回老家了，急着用这些药。要不这样，我先留四十元定钱，明早来取。”伙计欣然答应。男子撂下四十块大洋离去。掌柜一盘算，这笔买卖有三成利，三百元的货就能赚九十，当即叫跑外伙计去宾馆，赶紧进三百元的货。

跑外伙计找到宾馆，见到掌穴的，开口就要三百元的戒烟药。掌穴的却说没了。伙计一愣：“怎么会没了？”掌穴的答道：“我们也没想到卖得这么快，今早刚寄出五千大洋催货，大概一周能到，货来了我给你们送去。”伙计一脸失望，不知所措。正说着，他忽然瞥见屋内桌上竟然还放着一堆货，便问：“这不有货吗？”掌穴的道：“有主儿了，人家付了二百一十块大洋的现款定金。”

伙计赖着不走，说：“要不把这些货匀给我吧？”旁边一个手下也帮腔：“人家跑一趟也不容易。”掌穴的作生气状，对手下说：“人家要来取货怎么办？定金都寄回去了，怎么退？人可不能不讲信用！”跑外伙计琢磨了一会儿，说：“把那二百一十块定钱退给人家不就成了？你把货匀给我，我从柜上给你拿钱。”掌穴的面露难色，伙计又央求了几句，他这才别别扭扭地答应下来。

跑外伙计回柜上取钱，把情况一说，管账先生立即取出二百一十元交给他。伙计返回旅店把钱放下，连声道谢，欢天喜地地搬走了货。药铺上下只等次日客户来取。可到了第二天晚上，仍不见人影。到这份儿上，他们还不“醒攒”——“醒攒”就是想明白。伙计还在琢磨，买药的客人留下了好几十元定钱，这能有错吗？直到第五天，众人才明白上了当。再让跑外伙计去旅店找人，哪里还有那些人的踪影？旅店茶房说：“早走好几天了。”伙计回柜上禀明情况，大家仔细一算账，刨去先前卖货收回的款子和定钱，至少净赔一百五十块。

至于那些药，全是用最廉价的草药熬出来的，毛用都没有。一家赔一百五十块，数十家呢？数千元大洋就这样被他们骗到手了。这种手法，江湖上称作“大安”。而商家个个好面子，不愿让人知道自个儿当了冤大头，于是哑巴吃黄连，默不作声。所以这群人骗了一处又一处，始终没听说在哪里“朝了翅子”——也就是吃官司。

民国年间骗子为何如此猖獗？究其原因，还得从传统文化说起。传统文化一向推崇各式各样的诈术，像《商君书》《三十六计》《厚黑学》，讲的大多是算计、控制、害人的伎俩。上至庙堂，下至江湖，推崇的都是这些阴谋诡计。国人本能地觉得，骗人是种本事，被骗则活该。骗子们也有一种智商上的优越感，却毫无是非观。长此以往，整个社会都因计谋而失去信任，社会运转的效率越来越低，生产力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除了琢磨人，在科学技术上动脑筋的本事越来越不行，落后愚昧也就成了必然。往根源上说，国人的信任关系，主要建立在宗族血缘的情感基础上，而非契约之上。这是文化上的痼疾，非经大的社会变革，很难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