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夏天，广州城外的珠江上，浮起了十几具无名尸体，每具尸体的脖颈上都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朱笔写着四个字——“会匪渠魁”。
消息传开，整个珠三角的黑道为之胆寒。有人说，这些尸体是从督署衙门后门悄悄抬出去的，至死无人知晓他们是否经过审判，而主导这场血色清洗的，是一个七十七岁的垂暮老人——李鸿章。

李鸿章是拖着病体抵达广州的。他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接任两广总督，彼时他已是风烛残年，此行的使命却一点也不轻松。
当时的广东，早已不是康乾盛世时的天子南库，而是一座巨大的匪盗渊薮。朝廷的权威在这里几乎沦为摆设，真正主宰街头的是大大小小的堂口、会党与绿林。城市里，赌馆与妓寨林立，盗匪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拦街抢劫；乡村间，秘密结社遍布，一言不合便聚众械斗，动辄千百人规模，乡绅不敢管，县官不敢问。更要命的是，英国人占据的香港以及九龙租借地，成了各路亡命之徒的避风港。犯下大案便遁入港境，清廷差役连门都进不去。广东历任督抚不是不想管，是实在管不了，稍一用力便会被弹劾为“逼民太甚”，弄不好顶戴花翎都要丢。
李鸿章就是在这种局面下，来做他仕途生涯最后一件大事。
他一到任便调阅了全省的匪情卷宗，随即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措辞之凌厉、态度之决绝，放在清朝二百余年的督抚公文中都属罕见。他在奏折中直截了当地说：“广东盗风之炽，甲于天下。”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更狠的话：“治粤之要，首在安民；安民之要，先在除暴。”这十二个字看似平淡，但结合他随后采取的手段来看，其真正的含义令人不寒而栗——为了安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也可以不择一切手段。
李鸿章在广东掀起的第一场风暴，是针对城市黑恶势力的。广州城内的赌馆，素来是黑帮的财源命脉，背后大多有堂口撑腰，势力盘根错节，前脚查封后脚就能重新开张。
李鸿章根本不按常理出牌。他查实珠江上有大量名为“花船”的浮动赌场和妓船，常年聚赌藏奸，于是下令水师出动缉捕。虽然没有一把火烧尽几百条船的夸张记录，但水师炮艇封锁江面，兵勇登船拿人，一夜间将省河一带的赌窟娼寮扫荡殆尽，确实让整个广州城为之震动。随后他又在城内厉行保甲连坐制度，一家犯案，四邻同责。原本藏匿在城市角落里的盗匪，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无处可躲。
如果说对城市黑帮的手段是雷霆万钧，那他对乡村会党的镇压就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血腥酷烈。
李鸿章深知广东匪患的根子不在城里，而在乡下。那些盘踞在村寨中的秘密会社，平时为民，乱时为匪，官兵进剿便化整为零，官兵一走便重新啸聚。他上奏朝廷，请得“就地正法”之权，命各营统领凡捕获会匪首要各犯，讯明后即行正法，不必等候刑部批文。他在奏折中为此辩解，说了一句话：“非峻法不足以慑奸宄之胆。”在他看来，只有极端的恐怖，才能镇住那些不怕死的亡命之徒。
为此，他放出了更为残酷的手段。广东素有使用“站笼”处决或折磨囚犯的旧例，这是一种将囚犯锁在狭小木笼中、头卡笼外、日晒雨淋致死的酷刑。李鸿章为了震慑匪类，下令将擒获的会党头目及积年巨匪押入站笼，置于匪患最烈的乡镇村口示众，不给饮食，任其哀号而死，死后仍悬尸数日，不许收殓。
这种做法在当时的西方媒体中引起了巨大争议，香港的英文报纸斥其为“野蛮”，但李鸿章毫不在意。他甚至在与幕僚的谈话中直言：“此等亡命之徒，非重法不能惩一儆百。我以杀人之法，行救人之心也。”
李鸿章在广东打黑的另一个狠招，是直接对体制内的腐败势力动刀子。广东匪患之所以猖獗，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官匪勾结、兵匪一家。地方上的绿营兵丁，平日最大的收入来源往往不是朝廷饷银，而是黑帮按月送来的“规费”。李鸿章查实此弊后，雷厉风行地参办了一批与匪徒有勾连的文武员弁，轻则革职，重则发配。对那些性质恶劣、证据确凿的，他更是毫不手软。虽然没有确切史料记载他公开说过“谁坏我事，我便坏谁命”这样的话，但他整饬吏治的铁腕作风，确实让各级衙门为之胆寒，原本那些暗中吃黑钱的官吏纷纷与黑帮割席。失去保护伞的黑帮，如同暴露在阳光下的蟑螂，在李鸿章的屠刀面前毫无抵抗之力。
香港的庇护问题，李鸿章处理得更是老谋深算。他深知匪徒以香港为渊薮，便一面派遣精干员弁携带通缉匪首的姓名、罪行清册，通过外交途径照会港英当局，一面利用粤港之间唇齿相依的贸易关系施加压力。这既是交涉，又是博弈。港英当局在权衡利弊之后，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清廷，将一批藏匿于香港的积年巨匪驱逐出境或引渡。这些人一经押回广州，李鸿章往往不经漫长审讯，便下令押赴刑场明正典刑。

透过这场血腥的打黑风暴，可以清晰地窥见李鸿章性格中最核心的东西——那是一种将实用主义贯彻到骨髓里的冷酷。
他不是包拯，不是海瑞，不追求青天大老爷的清名，也不在乎后世如何评价。他毕生信奉的处世哲学，可以用他早年致友人书札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