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业故事17
温州鞋厂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跑了。流水线站十二个小时，一个月六百块，跟青岛、义乌没区别，不过是换个地方穷。
回到义乌那天，小旅馆老板娘把钥匙递给我：“还是那间，六块一天。”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脑子里空荡荡的。
正月十八，网吧门口。
“哥们，有火吗？”一个瘦高个蹲在台阶上。
我递过打火机。他点上烟，眯眼看我：“沂蒙的？”
“嗯。”
“我是温州的。我叫林建平。”他弹了弹烟灰，“你干啥的？”
“种地、打工、摆摊，都干过。”
“挣着钱了吗？”
“没有。”
“我也没。”他苦笑起身，“走了，有缘再见。”
正月二十，音像店门口放着刘欢的《从头再来》。“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我听完转身就走，心里堵得慌。母亲、父亲、霜儿，所有人都期待我能出息，可我让他们失望了。
正月二十二，父亲的电话来了：“你岳母来家里了，说让你跟圣琴复婚。条件是你得稳定，一个月挣一千以上。”
“爸，你觉得呢？”
“能挣到钱就复，挣不到别拖累人家。”
挂了电话，我蹲在路边抽完一根烟。复婚这两个字像刺一样扎心。我想那个家，想霜儿，可我没资格。
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念头。在青岛时，道上的人说纹了就不疼了，不是身不疼，是心不疼。
我找来补袜子的缝衣针，刮下火柴盒上的红磷兑水搅成糊。把左手伸出来，手腕内侧皮肤很薄，能看见青筋。
咬咬牙，第一针扎进去。血珠冒出来，像被蜜蜂蜇了一下。我没停，顺着血管方向一针一针扎。
忍。
扎完这个字，手腕全是血。我拿布擦了擦，蘸了点红磷水涂在伤口上。钻心的疼，我咬着嘴唇没出声。
接着扎第二个字。
狠。
每一针都扎得很深。扎完时我浑身是汗，手在抖。看着手腕上那两个歪歪扭扭、暗红色的字——忍、狠。
这就是我以后的信条：忍得了别人忍不了的，狠得下别人狠不下的心。
第二天，我买红纸写大字贴墙上：“发愤图强”、“天道酬勤”。老板娘收房租时愣了一下：“你这是干啥？”
“提醒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我疯狂地学怎么看货、定价、谈客户。
有一天在市场角落，看见个二十出头的女的蹲着哭。
“咋了？”
“货被人骗了，三千多。”她哭着说，“报了警，没用。”
我递给她一根烟，她没接。三千多，对当时的我们是天文数字。
被骗三千多，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就像我一样。
正月二十八，我在市场碰见个穿深蓝棉袄的女人。她在一个摊位前拿起塑料花看了看，又放下。她的眼神很干净，不像市场上那些人眼里全是算计。
“请问，这附近有卖手工编织篮子的吗？”她问我。
“往里面走，B区可能有。”
她走了几步又回头：“你是本地人？”
“沂蒙的。”
“我也是沂蒙的，温州的。”她笑了，“我叫冯兰华，来找工作的。”
“找到了吗？”
“没有。”
“我也是。”
我们在市场聊了一会儿。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来义乌讨生活的。可那时候，我只觉得这个人的眼神跟这座城市格格不入。
正月二十九，母亲打来电话：“新礼，你啥时候回来？”
“不回去了，我要在义乌干出个名堂。”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行，那你照顾好自己。”
挂了电话，我去图书馆把那本逾期的《市场营销》买了下来。罚款比书价还贵，但我把它和霜儿的照片一起放进了编织袋。
二月初二，龙抬头。
我在一个摊位前看老头卖塑料花盆，一块钱一个。
“大爷，这个批发多少钱？”
“五毛。”
五毛进，一块卖。我咬咬牙，进了一百个，在路口摆摊。
第一天卖三十多，第二天二十多，第三天十几个。又不行了。义乌这地方，什么好卖就有人跟着卖，价格很快就烂了。
回到旅馆，看着墙角那堆花盆，我坐在床边点了一根烟。
我站起来，把那堆花盆装进编织袋，背出去全扔了。不卖了，得想别的办法。
二月初五，又碰见冯兰华。
“又见面了。”她手里拎着编织袋，“你找到工作了吗？”
“没有。”
“我也没有。再找不到就回家种地。”她叹了口气，“你呢？”
“我不回去，回去没脸。”
她愣了一下，没接话。在一个摊位前，她买了几个红色塑料发卡别在头上：“好看吗？”
“好看。”
她笑了。那一瞬间，我心里动了一下。在义乌这段时间，看到的都是算计和麻木，冯兰华身上还有一种农村人的淳朴。
“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小饭馆里，她要了西红柿炒鸡蛋和酸辣土豆丝。
“你咋不点肉？”
“省钱。”她付了十二块钱，“说好了我请。”
吃完饭走在街上，霓虹灯闪烁。
“你为啥来义乌？”她问。
“挣钱。”
“挣到了吗？”
“没有。”
“我也是。出来半年，一分钱没攒下。”她看着前方，“但在家种地一年落不下两千块，出来好歹有机会。”
走到巷口，她停下来：“谢谢你陪我吃饭。”
“是我谢谢你。”
她走了几步，回头说：“汪新礼，你别灰心。咱们还年轻，总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