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蒋介石心腹，她夫妻二人成为红色特工，身份被揭穿之后，他们最终的命运会如何呢？
1947年9月24日傍晚，北平城南无线电监听站捕捉到一段陌生电波，密集而短促。保密局技术员反复校验，认定这是一部隐藏极深的地下电台。电波位置锁定在西城一片胡同深处。局长黄天迈当夜批示：先盯，不动声色。
北平的地下党原本每三日一次联络，突遇电台暴露，风险骤增。为了保住网点，邢福津临时调换频率，却没料到监听设备已暗中升级。保密局决定“顺藤摸瓜”，目标直接指向棉花胡同十一号——那是清华教师袁永熙与夫人陈琏的住所。
9月6日夜风凛冽，宪兵与便衣混在茶客里悄悄包围四合院。门一推开，手电光刺眼；倪超凡低声命令：“一个不许跑！”陈琏抬眼先看见被扭住的田聪——对方口袋里那张印着“袁永熙”名字的名片暴露了一切。她来不及多想，摘下墙上外套盖住陈彰远的肩，顺手把几张钞票塞进他袖口，轻声道：“先稳住。”这短短三秒，为对方争取了脱身机会，却没能改变自己被铐走的结局。

押赴炮局胡同监狱途中，特务冷笑：“你们这对小两口，好福气，领导洗耳恭听哟！”袁永熙回了一句：“想听故事？得看票价。”一句俏皮话，把车厢里的火药味打散。对话不过十余字，却让押送的士兵心里犯了嘀咕：是不是抓错了人？
进牢房当晚，陈琏就在墙角用指甲划下“九月六日”四字，她说：“若日后谁还能走出去，就把今天记住。”钱瑛被关在相邻囚室，轻咳两声以作暗号。深夜，他隔墙说道：“熬得过头三板，后面靠心。”这是老同志留给新同志的经验，声音沙哑，却透着笃定。

审讯开始。保密局惯用文人最怕的手段：翻遍书信手稿，企图从字缝里找“党”的影子。更残酷的，是竹签撬指甲的小刑。袁永熙手指渗血，仍咬牙不吭。看守冷嘲：“陈顾问女婿，何苦自找罪？”他只是摇头：“名字挂在哪一边，心就在哪一边，你们不懂。”短短一句，足以表明态度。
北平的牢房守不住秘密，南京的权力场也难捂住波澜。年底，陈布雷给蒋介石呈上密函，自陈“家门不幸”，并表态“愿以家法自处”。蒋介石皱眉，沉吟片刻，只回了四个字：“再加查证”。彼时的他，正焦头烂额应对辽沈战场失利，对一名文胆的家事，并无心思深究。

11月12日，袁永熙被带到南京，陈布雷第一次与女婿隔桌相对。室内冷得像冰窖，父亲端着茶杯，只说一句：“自己选的路，走到底可否？”袁永熙答：“只要信得过，死都行。”老人颤了颤手，茶水泼在案上，再无言语。守卫听不到他们后半截对话，却记得灯光下那一滴热泪砸在宣纸上。
圣诞前夕，蒋介石最终批示：“由家属领回，严加管束。”原因很现实——北平风声日紧，不宜额外激化人心。半年多的囚禁就此画上句号。陈琏走出黑牢时，站在西苑机场跑道边，深吸一口冷风：“活下来了，就还有用武之地。”她攥紧丈夫的袖口，两人相视一笑。
可惜，父女重逢成了永诀。1948年11月下旬，陈布雷在南京寓所自服安眠药，终年58岁。知情者说，他留下的稿纸上只有一句话：“文字可欺，一念不可欺。”外界议论纷纷：是政治失意？是家国难两全？答案被带进了棺木。

1949年秋，北平城头换了新旗。陈琏与袁永熙奉命回到这座曾让他们尝遍苦楚的古都，参与接管教育阵地。有人问她如何看待父亲的选择，她摇头道：“他的坚持与我的坚持，并不在同一张坐标轴。”谈罢转身入校门，身影被初冬的阳光拉得很长。
在那场隐秘战线上，电台的微弱信号与囚室的轻咳暗号互为呼应，既填补了情报战的罅隙，也拼接起一个家庭被撕裂又被时代重新塑形的轨迹。信仰与血缘的角力，终究汇入更大的历史洪流；而那一夜划在墙皮上的“九月六日”，至今还默默提醒后人：电波停，故事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