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业故事18-2


第二天一早，我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涤卡外套，走进了义乌那栋写字楼。
老板姓陈，四十多岁，眼镜片厚得像瓶底。他接过我的假证，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某某商贸学院，没听过。”陈老板把证件扔回桌上，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我，“做过业务吗？” “做过，青岛做过销售助理，临沂跑过五金。”我挺直腰杆，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底气十足。 “行，嘴皮子看着还利索。”他拿起笔在纸上划拉了一下，“试用期两个月，底薪六百，明天来上班。”
走出公司大门，我靠在墙上，腿软得差点站不住。过了，竟然真过了。
上班第一天，我就在工位上碰见了熟人。
“汪新礼？怎么是你？”对桌那人把茶杯一放，一脸惊讶。 “林建平？这世界也太小了。”我苦笑一声，把包放下。 “你不是说没找到活路吗？”林建平递给我一根烟。 “这不是活路来了吗。”我接过烟，手还在微微发抖。
林建平是个温州人，家里开厂倒闭了，躲债躲到义乌来。我俩成了搭档，每天背着包穿梭在义乌国际商贸城。
为了补上学历的短板，我像疯了一样跑市场。一区到三区，几万个摊位，我一家一家地进，一张一张地递名片。
晚上回到旅馆，我就着昏黄的灯光查字典写邮件。
“这句‘We are interested’是不是这么写？”我指着草稿纸问林建平。 “对，单词拼对了。”林建平凑过来看了一眼，“你英语底子不行，但这股子狠劲儿，一般人比不了。” “底子不行就拿命凑。”我把字典翻得哗哗响，“不会英语，这行饭就吃不长久。”
第二个月，我终于开张了。
一个中东客户要塑料花，我跑了五家工厂比价，把利润压到最低，终于拿下了两万的试单。
拿到六百块提成那天，我拉着林建平去了小饭馆。
“新礼，你开了第一单，以后就顺了。”林建平举起酒杯，满脸羡慕。 “顺什么顺，心里虚。”我一口干了啤酒，苦笑着说，“这钱拿着烫手。” “烫手也是钱，能还债就是好钱。”他给我满上，“你说咱们这辈子，还能翻身做个人上人吗？” “能。”我把酒杯重重磕在桌上，“我不翻身，就得死。”
第三个月，陈老板扔给我一个二十万的大单，欧洲客户的圣诞饰品。
那一个月，我几乎住在了工厂里。
“这批货颜色不对，重做！”我指着流水线上的次品，冲着厂长吼。 “汪经理，这工期来不及了啊。”厂长赔着笑脸。 “来不及也得做，做不好尾款一分没有！”我把烟头狠狠踩在脚下。
出货那天，我亲自盯着装柜，两千多箱货，一箱箱核对。直到集装箱门“哐当”一声锁死，我才感觉魂儿回到了身上。
客户发来邮件说“Very satisfied”的那天，陈老板在办公室拍着我的肩膀：“新礼，不错，没看走眼。”
那天晚上，我拿着六千多块提成，去邮局汇了两千块回家，剩下的存进银行。
路过那家音像店时，刘欢的《从头再来》还在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我停下脚步，听着歌词，眼泪差点掉下来。
回到旅馆，我拿出那本假毕业证，借着灯光看了很久。照片上的我表情严肃，像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我把证件锁进编织袋的最底层，压在霜儿的照片下面。
“汪新礼，从今往后，你就是大专生。”我对着空荡荡的房间，一字一顿地对自己说，“只要本事是真的，这纸是不是假的，老天爷都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