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来到陈独秀老家视察情况，询问工作人员：“陈独秀后人的情况。得知陈独秀还有一个儿子时，毛主席说了一番话，让人泪目……

主要信源：（党史学习教育网——延乔路和“延乔”纪念证）

1915年，上海的一间小屋里，36岁的陈独秀正熬着夜赶稿。

他刚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一心想敲醒那些还在念“之乎者也”的读书人。

民主、科学、反封建，这些词像火星子似的溅进长沙一间师范宿舍。

19岁的毛泽东攥着新到的杂志，就着煤油灯一口气读完，从此成了这本刊物的骨灰级读者。

他后来给主编投过稿，署名“二十八画生”，因为“毛泽东”三字正好二十八画。

文章登出来了，陈独秀记住了这个笔名。

两年后，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

馆长李大钊指着路过的一位先生说：“这就是你常提的陈独秀先生。”

年轻人慌乱抬头，仰慕多年的偶像突然站在眼前。

那次见面很短，却在他心里刻了很久。

后来他常对人说，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极关键。

那时候的他，还是个追着别人思想跑的青年。

五四运动的浪潮把两人推得更近。

毛泽东回湖南办《湘江评论》，陈独秀在上海琢磨马克思主义。

两人见过几次面，从十月革命谈到中国出路。

毛泽东后来回忆，那些长谈像黑夜里的灯塔。

中共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是理所当然的总书记，毛泽东是地方骨干。

最初的几年，他们配合得很好。

陈独秀看重这个既有理论头脑又能实干的年轻人，让他当秘书，会议上常点名表扬。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工人被屠杀，党员被密捕，革命从高潮跌入血泊。

毛泽东早年在湖南搞农运时就警告过：别把希望全押在国民党身上，中国农民才是革命的主力。

陈独秀不信，他觉得工业无产阶级才是正统，农民“分散、保守、靠不住”。

五大会议上，毛泽东摆出湖南的调查数据，陈独秀却觉得这些“不合时宜”。

会后，他被慢慢边缘化。

四一二的血，让毛泽东彻底看清了依附国民党的危险。

他后来下过一个重判：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要负最大责任。

同年，陈独秀被免去职务，后又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

毛泽东则拎起行囊回湖南，走上井冈山，试那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路。

一个继续往前走，一个被时代抛下。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判了13年。

消息传到安庆，三子陈松年急得赶去南京探监。

监狱里光线昏暗，他几乎认不出父亲，胡子拉碴，瘦得脱形，只有眼神还亮着。

陈松年刚喊出“爸”，眼泪就下来了。

陈独秀当众训他：“男子汉哭什么！”

可转头，这个倔老头偷偷抹了眼角。

此后每逢假期，陈松年就去探监。

他慢慢懂了父亲的选择：拒绝蒋介石的官职诱惑，拒绝胡适去美国写自传的提议，宁可清贫，也不低头。

1937年抗战爆发，陈独秀提前出狱。

他辗转逃到四川江津，一家人挤在简陋的屋子里。

陈松年当老师，妻子窦珩光糊火柴盒，勉强糊口。

1942年，陈独秀突发高血压，没钱正规医治，喝偏方中药中毒去世。

临终前，他还在写《被压迫民族的前途》。

陈松年按遗嘱把棺材运回安庆，怕惹麻烦，墓碑上只刻“陈乾生”，父亲参加科举时用过的名字。

解放后，陈松年一家在安庆艰难度日。

他曾在窑厂当临时工，搬砖抬土；妻子去修铁路，晚上继续糊火柴盒。

三个女儿一个儿子要上学，家里穷得叮当响。

1953年，实在撑不住了，他们卖掉北京箭杆胡同9号的旧宅，那里曾是《新青年》编辑部。

那天，陈松年蹲在空荡荡的屋里，半天没起来。

同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到安庆。

站在甲板上，他忽然问地委书记傅大章：“陈独秀不是安庆人吗？他家里还有人？”

傅大章答：“三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困难。”

毛泽东沉默片刻，说：“陈独秀是有功劳的，早期传播马列主义、创建党，功大于过。

他两个儿子是烈士，后人生活有困难，政府要照顾。”

这道指示很快落到实处。

陈松年一家被定为烈士家属，每月领三十元补助，当时普通教师月薪也就三四十。

他第一次拿到钱时，对着窑厂墙上毛主席像鞠了三个躬。

后来政府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庭纪念证”，写明陈延年、陈乔年“丰功伟绩不朽”。

这些待遇在后来的动荡年月里，成了这个家的护身符。

陈松年晚年常拄着拐杖去父亲墓前。

从城里到集贤关十几里路，他一步步走过去，在碑前坐半天，讲家里这些年的变化。

不讲大道理，只说日子好了，孩子们都上了大学，没给陈家丢脸。

讲完了，拍拍碑上的灰，慢慢下山。

他从不提父亲晚年的争议，只在客厅最显眼处摆着陈独秀那张精神矍铄的照片。

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来，86岁的陈松年抱着遗像哭到站不稳。

他反复对子女说：“主席是咱家的恩人。”

这话他讲了半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