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留下了一份相当完整的「国家档案」，这批档案在清初被运到北京，塞进了紫禁城的内阁大库。

清宫档案存世量超过一千万件，而明朝档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只剩下了可怜的3000多件。

即使加上辽宁、西藏等地的遗存，总量不过四五千件。洪熙、正统、景泰、天顺、弘治这几个时代的档案，是一件都没留下来。

我认为，这种令人痛心的落差，根源不在于保存不善，而在于明朝档案在几百年间遭遇了两次近乎毁灭性的“降维打击”。

我先说第一次。顺治十三年，清朝刚刚定鼎中原不久，就有人盯上了南京玄武湖上那些存放明朝档案的黄册库。

　工部尚书孙塔的一份满文奏折里讲得很清楚：当时江南民人赵泉上书，说后湖上有明朝盖的百余间库房，里面都是上好的楠木、杉木，还有无数“无用之纸”。孙塔建议，把那些没用的档案和砖瓦都卖了，换钱来补贴朝廷的营建工程。顺治皇帝大笔一挥：“依议行。”

　就这么一句话，无数记录着明朝赋税、户籍、军政机密的“黄册”，被一捆捆地抬出来，按斤变卖。

　史料记载得明白，仅顺治十三年到十五年这四年间，就分四批处理了总计超过两百万斤的明朝档案。卖得的银子，有的被拿去做火药、火箭，有的做了马褂、盔甲，有的直接充了军饷。我粗略算过，如果按五件档案一斤来保守估计，这四批卖掉的档案就超过一千万件。光是这一个动作，损失量就已经和今天整个清宫档案的体量相当了。

如果说第一次打击让明朝的地方档案十不存一，那第二次打击，则几乎把深藏紫禁城的朝廷核心档案送进了绞肉机。

这就要说到清末民初那个“八千麻袋事件”。

　据《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播迁纪略》等文献记载，当时存放在午门和端门洞内的明清档案，足足有八千麻袋，重约十五万公斤。但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官员们，却觉得这些东西占地方、没价值。他们甚至请鲁迅等人来“挑有用的”，挑完后，剩下的就一股脑儿卖给了纸店，当作造纸原料。

等到著名学者罗振玉发现这事的时候，这批档案已经被融掉了一部分。他急得变卖了自己的家产，花三倍价钱才把这些“废纸”抢救回来。

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当时的处理顺序是“按年代先后来”，所以首当其冲、被最先融成纸浆的，恰恰就是存放于内阁大库中的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的十几万斤档案。可以说，这是明朝档案真正意义上的“灭顶之灾”。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天启、崇祯朝的档案，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存放在更靠里的位置，才阴差阳错地躲过了最早的那场销毁。

所以，这批档案的消失绝非岁月侵蚀这么简单。

顺治年间的销毁，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军费筹措”；而民国初年的“八千麻袋事件”，则是在历史断层中的一场无知之殇。两场人祸接踵而至，直接把一个王朝两百七十六年的海量文件，压缩成了如今档案馆里那薄薄的一层。

不过，在头条上也有人说出了一种更深层的看法：清朝在修《明史》时已经系统搜集并利用了明朝档案，修成之后，或许就不再认为这些原件还有保留的必要。那么，明朝档案最后的消亡，到底是大规模销毁与意外损失的结果，还是修史完成后的一种默许与纵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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