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丢掉性命！汤飞凡得知后满心焦灼，后来和来华考察的英国学者李约瑟碰面，郑重说了一句让人意外的话："我有个办法。"

李约瑟当时第一反应不是钦佩，反倒十分诧异。他盯着这个中国人打量许久 —— 放着海外优越的科研平台不待，非要回到战火连绵、连干净饮用水都紧缺的祖国，攻关被欧美严密封锁技术的青霉素？在他看来，这不叫心怀理想，纯属自找苦吃。

但汤飞凡心里的家国重担，彼时的李约瑟没能完全体会。

1941 年，青霉素刚在欧美落地临床，出色的消炎效果震动全球医学界。这种药物能高效治愈当时高发的细菌感染，在战场上更是救命神药。

英美为把控战场主动权，把青霉素的菌种、全套生产工艺划为军事机密，严防技术外流。

技术封锁的代价，全由苦难中的中国人承担。那个战乱年代，黑市上单支进口青霉素贵到能换一根金条，普通百姓、负伤士兵感染之后根本买不起药，只能硬扛病痛，能不能活下来全凭运气。

早年曾在美国哈佛医学院深造工作的汤飞凡，源源不断收到国内缺药死人的消息。他不是不能留在美国深耕学术，凭他在细菌学上的扎实功底，在美国的科研前路一片光明，可他最终决意归国自研青霉素。

早在 1938 年，汤飞凡就做过一次旁人眼里不划算的抉择。国内卫生署发来邀约，请他接手濒临垮台的中央防疫处。

那会儿防疫处历经数次南迁搬迁，仪器、人员、经费全盘匮乏，近乎烂摊子。汤飞凡立刻停下手头正在做的沙眼相关研究，带着二十多名工作人员，辗转落脚昆明西山滇池边的荒滩，从零筹建实验室。

安顿妥当后，他定下新目标：研制出咱们中国自己的青霉素。

研发青霉素，首要难关就是筛选高产菌株。团队先是依托归国学者樊庆笙从美国带回的多批菌种挨个培育测试，结果全部达不到量产标准，菌种难题卡住项目很长一段时间。

转机来得格外偶然。某天研究所大扫除，工作人员把床底囤积的杂物搬出来晾晒，汤飞凡留意到工作人员卢锦汉的旧皮鞋表面，长出一层灰绿色霉斑。

旁人瞧见只会随手扔掉旧鞋，汤飞凡立刻安排同事刮取霉斑分离培养，最终这株霉菌，在四十多份候选菌种里综合活性最优。

菌种难关攻克，简陋的硬件条件又是层层阻碍。没有现成自来水，工作人员天天划小船去滇池湖心取水；消毒用的锅炉老旧漏水，日常不是检修就是勉强运转；实验必备的蛋白胨无处采购，团队就地摸索自制；实验需要的胃酶用完，就从研究所自养的生猪胃里提取；青霉菌培育需要恒定 24 摄氏度，大伙专门搭建简易恒温室；菌种供氧缺专业设备，就用普通玻璃瓶、三角瓶凑合用。

整间实验室，说是因陋就简，其实全靠科研人员就地取材一点点拼凑起来。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1944 年 9 月，团队成功研制出国内首批临床级青霉素冻干品，首批只产出 5 瓶、单瓶 5 万单位。

其中两瓶分别寄往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做权威检定，两家机构出具结论：药品质量合格。至此，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七个掌握青霉素自主试制技术的国家。

这件事放在抗战年代，意义早已超出 “造出国产药” 本身。

西方对青霉素的技术封锁，本质是攥住战场上的生命话语权，汤飞凡一行人靠着荒山陋室，硬生生打破了这层技术壁垒。

攻克青霉素之后，汤飞凡没有停下研发脚步，接连带队研制出国产首支狂犬疫苗、首支白喉疫苗、国产牛痘疫苗，还研发出国内首款斑疹伤寒疫苗。

1955 年，他的团队在全球率先分离出沙眼衣原体，他也成为我国首位在世界上发现关键致病病原体的科学家，后人尊称他 “中国疫苗之父”，这份美誉，靠实打实的科研成果换来，没有半点水分。

有一处细节格外耐人回味：从海外带回的几十株菌种全数试验失败，最终破局的优质菌种，偏偏长在一双不起眼的旧皮鞋上。

这从不是单纯运气，只因科研者时刻保有敏锐的观察力，换做粗心的普通人，这双发霉的鞋子早被当成废品丢掉。

同样一双长霉的旧皮鞋，普通人眼里是该丢弃的破烂，在汤飞凡的科研团队手里，变成冲破国外医药封锁的关键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