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年仅37岁惨遭密谋杀害，若能等到新中国成立，地位将非常特殊
1920年冬天的上海还笼着海雾，石库门深处的一间排字房灯火通明。铅字叮当落版，李汉俊俯身校样。学徒忍不住问：“李先生，这些拗口的外国词，真有人看得懂？”他抬头笑笑：“看得懂的人会愈来愈多。”这句话，道出了他心中对未来的判断——要让马克思的文字穿过洋房弄堂，抵达工棚与稻田。
不到十年前，他还是横滨讲堂里那个少年留学生。那时的东京街角，印着《社会主义研究》《新思潮》的小报随风乱飞。正是异乡的喧哗和辩论，让他明白，仅靠工程技术回国修路筑桥，救不了故土。于是，土木工程课本被他束之高阁，《资本论》成了每日必读。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要造的不是桥，是通向新世界的路。”字迹遒劲，如刻铁画沙。

回汉后，他并未奔赴工地，而是跑遍书局，找纸张、找铅字，召集青年译述。外国出版社付印的德文版《国家与革命》一册难求，他干脆夜以继日重新翻译，硬是把“剩余价值”四字磨进了当时的中文语境。有人讥笑这群青年的小刊谁会看，他却笃定“不怕人少，就怕不种子”。
翻译之外，更大的工程在酝酿。上海法租界的楼梯间常常灯火通宵，一份题为《共产党章程》的薄册子在众人手中传阅。该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是把工人写在最前还是并列农民？几位年轻人激辩得面红耳赤。陈独秀语气急促：“无产阶级才是主力。”李汉俊慢条斯理：“农民是大多数，不能置后。”一张张手稿层层修改，最终兼顾工农，组织原则与纪律条文字斟句酌，才有了后来党的“总纲”。
大会召开前夕，法租界探长忽然带人扫楼。李汉俊踱步到门口，拉过翻译轻声道：“说这是中学教师聚会，拿音乐教材作证。”巡捕狐疑，却见满桌纸张写着音符英文，讪讪离去。会议得以保全，一大顺利完成。此后几年，他在上海的书桌前的身影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武昌街头的讲演身姿。

1923年夏，他只身南下，名义上应聘省立一中教哲学，实则筹划工农运动。下课铃一响，他领着学生步行穿过长街，直奔汉口江滩的码头工棚。炽热空气里，他掰开面包分给工人，抬头说：“识字不多没关系，先学会问一句——为什么吃不饱！”那一夜，煤油灯下的脸庞亮成半弧新月，一句一句写进手抄的“劳动二十四条”，在船工之间暗暗传开。
风雨来得迅猛。1927年春，广州、上海枪声相继。国共合作的画卷倏然撕裂。武汉街头的路灯一夜换上了新布告，宣布取缔共产党的分部。朋友劝他离开，他摇头：“这片江水还要翻浪，走得太早，对不起乡亲。”同年5月7日凌晨，特务闯进他在武昌的小屋。一阵粗暴搜查后，把他推上卡车。邻居婆婆追出来，急得直跺脚。李汉俊只来得及回一句：“莫慌，总要有人站着走完。”车灯卷走尘土，人影再没出现。

同伴四处打听，得到的只是含糊其辞的“押往卫戍司令部”。秋风一起，城郊荒地传出一声闷响；枪口下的革命者来不及留下只言片语。37岁的生命定格在江汉平原的薄雾里，连确切日期都成谜。武汉的农民代表散会时空着的主席位，从此多出一张素白座椅。
消息传到上海，李达默然良久，才叹：“他像那座灯塔，船只靠到了岸，灯就熄了。”这句叹息道出了党内同志的共同感受——失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思想坐标。此后，工农运动的路仍在延伸，只是少了那位步伐从容的带路人。

回望李汉俊走过的轨迹，留学时代的思潮、建党前夜的文稿、武昌街头的呐喊、密室里的枪声，层层叠叠，折射出早期革命的剧烈震荡。假如没有那一声枪响，也许建国后的政治舞台，会有他在国家理论建设和党的教育事业中的身影。但历史没有如果，留下的只有字里行间的锋芒和被血浸透的讲稿。
他生前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是给后来人留下的提醒：“书本是武器，群众是土壤。离了任何一边，革命都站不住。”如今，那些当年手抄的译本早已泛黄，却仍有人在翻页时，被那股倔强的墨香击中，明白了什么叫“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把自己放在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