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刘亚楼曾明确表示空军由他负责，下属传开后毛主席知情，毛主席对此表现如何？
1957年早春的南苑机场仍带着冬天的寒意，一名年轻飞行员在滑跑时突然熄火，被塔台当即叫停。塔台指挥员紧张地掐着秒表，背后一排政工干事面色凝重，因为再有两次类似事故，整个训练计划就得暂停。就在那天傍晚，刚到任不久的空军司令刘亚楼匆匆抵达，他一句话没说，直接蹲到停机坪查看刹车痕迹。
刘亚楼出自红一方面军，无论在长征还是东北决战，他总是冲在最前线。当中央决定组建空军时，他被点将入京。彼时的中国空军只有旧式螺旋桨机与寥寥数十名飞行员，维护体系几乎空白。为了让“翅膀”尽快硬起来，他把开会地点搬到机库，把脾气搬到办公室。参谋们回忆，那几年最怕听见他在走廊里重重咳嗽——那是“风暴前兆”。

1958年盛夏的一次作风整顿会上，刘亚楼面对部分拖沓的后勤人员，声音陡然拔高：“这里是空军，调度口令只能出自司令部，任何人来了都得守规矩。”气氛瞬间凝固。有人心里犯嘀咕：话里透着“唯我独尊”，这口气太冲。会后，两位干部私下商量——
“得有人把情况反映上去。”
“可别闹大了。”
“空军得有人说句公道话。”

短短几句，情绪已然传到了更高层。
几天后，中央办公厅把刘亚楼请到中南海。那天午后阳光刺眼，湖面波光反射进会客室。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示意他坐：“听说你最近火气不小？”刘亚楼挺直腰板，声音低了八度：“工作着急，言语重了，请主席批评。”毛泽东摆手：“批评谈不上。空军是新军种，难度大，纪律要严，这是好事。不过，嘴上也得留点余地，同志们心里舒坦，劲儿才往一处使。”两人又聊到训练损耗、飞机来源，气氛逐渐轻松。末了，毛泽东提醒：“群众路线，部队也一样，动脑筋把这条路走活。”

走出会客室，刘亚楼第一次觉得北京的夏风并不闷热。他没有立刻回司令部，而是直奔阎良试飞站，看望正在进行结构极限试验的技术员。当天夜里，他补写了一份“飞行安全与政治动员并行”草案，第二天清晨交给参谋长。文件不长，却把“先解释、再执行、严管宽帮”九个字写得分外醒目。
随后的三年，空军飞行学院扩至五所，训练大纲更新四次，首批全天候歼击机连队正式成型。刘亚楼在全国各基地之间往返，常常一只旧皮箱、一把小折凳就能开会。技术员说他“懂飞机胜过不少老工程师”，警卫员却抱怨：“首长半夜还要去停机坪，根本拦不住。”

1962年沿海防空作业进入紧张阶段，代号为“543”的高炮部队与歼击机协同，首次将入侵侦察机击落在大陆上空。消息传到北京，刘亚楼只是淡淡一句：“按奖惩条例办。”但转身他又拨通技侦处电话，追问弹道记录是否存档完整。此后不久，他在局座会议上深夜咳嗽不止，医生建议立即住院，他用微哑的嗓子回应：“等把这批飞行学员毕业再说。”
1965年5月，刘亚楼病逝，年仅56岁。那一年，空军在册飞行人员已超过他上任时的十倍，各型喷气式战机列装速度跻身世界前列。整理遗物时，医嘱单夹在一沓作战演练笔记里，纸张边缘因为反复翻阅而卷曲。警卫员记得，最后一次听他提到中南海那场谈话时，他用沙哑的声音说：“规矩得有，脸面也得给，兵心是最难得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