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政府组织战犯参观活动，杜聿明在长春看到汽车时感慨：我还想尝试亲自开一开！
1953年初春的北京仍带寒意，功德林医院里，一块新制的铝合金石膏板被小心翼翼地固定在病榻上，守在旁边的陈大夫轻声问︰“疼吗？”杜聿明闭目摇头，却难掩额角细汗。年仅49岁的他，脊柱结核、肾结石、胃溃疡接踵而至，昔日“王牌军头”的军姿早被病痛折弯。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曾被蒋介石“钦点”坐镇淮海战场的将领，会在短短几年间改换了人生轨迹。1948年末，徐蚌会战进入胶着，中央军委用“围、困、歼”三字定调，杜部被切断退路。1月，大雪封路，他率十余万大军突围未果，被解放军在河南永城一带合围俘获，那年他45岁。
押解北上的途中，旧伤与寒潮一起扑来。同行医护在车厢里给他披上两床棉被，测得体温已过39℃。一名卫生员悄声感慨︰“这样的身子骨，真是硬撑着打仗啊。”到达华北战犯收容所后，病历显示多处脊椎炎伴寒性溃疡，不得不说，深夜里连值班护士都能听到他牙关撞击床栏的声音。

医治随即展开。专人供应高蛋白饮食，牛奶和鸡蛋一日三次从农场直送。理疗室为他量身定制石膏支架，还给配了拐杖。制度规定严，但温度不低。管理所里“学习日”与“问诊日”交替进行，课堂上讲《土地改革法》，病房里讲如何翻身止痛，身体与观念同时被校正。
1956年，集中战犯移交北京，功德林成了新的落脚点。院墙高高，却挡不住外界消息。旧友张治中来探视，见面第一句话竟是：“老杜，你脸色比南京时代好看多了。”杜聿明苦笑：“药到病除，倒也少了顾虑。”对话短暂，却透露出他立场的松动。
翌年9月，中央批准一次规模罕见的“外出参观”。三十多名战犯登上黑皮火车，目的地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车厢里，有人窃窃私语：“咱们能自由看工厂？”杜聿明抬头，目光平静：“看看也好，世道变了。”

长春的秋风凉爽，厂区排气管喷着白雾，试车跑道上新出炉的“解放”牌卡车整装待发。陪同干部递来车钥匙时，他愣了几秒，随后露出少年般笑意：“能让我摸摸方向盘吗？”一句话惹得旁人会心。五分钟试驾，速度不过三十公里，却让他暗暗感叹流水线的准时与工人眼神的坚定。
有意思的是，参观归来不久，一纸电报传到功德林：杨振宁凭弱相互作用理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人揶揄：“老杜，你也算半个岳父。”他摇头：“时代真会变，学问比枪炮来得长久。”言语里再无旧日军人那股“唯武是尚”的戾气。
1958年国庆，杜聿明在天安门城楼下方的观礼台上，第一次目睹新中国阅兵。坦克方队钢铁涌动，方寸之间皆纪律，他下意识挺直腰背，脊椎仍旧生疼，却没再掩饰眼里光亮。战旗飘过时，他低声呢喃：“这支队伍，当年可不好对付。”

1959年冬至前夕，最高人民法院送来特赦名单。经过十年改造、体检合格、政审通过，他名列其中。当晚功德林灯火通明，老战犯们议论纷纷，他却独自倚窗而立。值班干部轻声说：“不用再担心明天的门锁声了。”他只回了一个“是”字，语气像把尘封的箱子慢慢落地。
出狱那天，北京细雪。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战犯代表。端茶时，陈毅半开玩笑：“杜将军，你这病弱之躯，还得替新中国出把子力气。”杜聿明躬身：“愿为国家尽绵力。”他清楚，新的身份叫“政协委员”，不是昔日的“第5军军长”。

1963年6月3日清晨，首都机场的等待区出现一位着旗袍的中年女士。十四年离散，曹秀清终于踏上故土。夫妻相见，她抽泣着说：“我回来了。”他抬手，却迟疑片刻，才轻轻放在妻子肩头，仿佛确认这不是梦。
此后二十余年，他按时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常被邀请谈判局往事，也被请去军事院校授课。每逢学生问起淮海之败，他总叮嘱：“兵者，国之大事，先得民心，再谈兵法。”语气平稳，没有将功过推给任何人。
1987年5月7日傍晚，杜聿明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83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那块早已失色的石膏板仍被平放在床尾，旁边是一张泛黄照片——1957年长春试车时，他双手握着方向盘，目光直视前方，背后是新造的卡车车头，车灯未亮，却足以照见那个时代刚刚发动的引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