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63年，白村江口。

唐将刘仁轨带着170艘战船，列阵在这条朝鲜半岛的江口。对面，日本举国之兵——千艘战船、四万余士兵——浩浩荡荡扑来。

《三国史记》记下一幕：“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日军将领信心爆棚，说：“我等争先，彼应自退。”

不整队形，不等号令，带着一腔傲慢，冲向了唐军的坚阵。

然后日本战船尽数焚毁，数万人被杀或溺亡。

这是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国家实体的正面交锋。中国赢了，赢得干脆利落。

但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

重点在后面。

白村江之败，日本吓傻了。天智天皇连夜在九州修“水城”——不是城，是长1.2公里、底宽80米、高十几米的巨型土坝，外面再挖五米深的水沟。还不够保险，又把首都从飞鸟迁到内陆的近江大津宫。

全日本瑟瑟发抖，等着唐朝大军登陆。

等了一年。

又一年。

唐朝根本没来，压根就没想来。

你出兵帮别人打仗、主动挑战、被暴打，然后缩在家里拼命修工事，结果打你的人从头到尾就没打算踏上你的国土。

打赢你的人不想搭理你，这不是最深的羞辱。最深的羞辱是你后来发现，人家从头到尾就没把你当对手。

从此，日本干了什么？

连派19 批（实际到达 16 批）遣唐使，大规模系统性地学习唐朝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文字、建筑、佛教。

不是仇恨。是敬服，是恐惧，是“我得赶紧学否则下一次可能真的会死”。

这一学，老实了近一千年。

说远一点。这中间有个小插曲。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这位征服了欧亚大陆的蒙古大汗，是怎么对日本的？

他写了一封极其温和大度的国书。我引一段原文：“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告日本国王，朕维自古小国之君，境上相接，尚务讲信参睦。”

意思就是小国和大国当邻居，自古以来都要讲诚信、处好关系。我没想打你，咱好好处吧。

日本呢？拒绝使臣登岸，明确说不臣服。

忽必烈忍了三年。三年里一次次派人去，一次次被挡回来。最后发兵了，却两次遇台风。日本全国跪谢“神风”庇佑。

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元朝失败后，也没再把日本当成头号敌人。

翻遍中国历史，几乎找不到哪个朝代把打日本当国策的。

而看日本历史，从16世纪末开始，打中国就是他们的国策。

1592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侵略朝鲜，目标是“直捣大明国，迁都北京”。

十七世纪，学者山鹿素行发表著作，系统贬低华夏文明，倡导“日本主义”。

十九世纪，佐藤信渊的规划更具体：由天皇统兵20万，先攻南京，“以南京为天皇临时皇宫所在”，再征服全中国，最后征服世界。

然后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东条英机。

再然后是1945年后活下来的那些人。

再然后是2025年，91岁的老兵松本清面对镜头说：如果中日再战，他“愿意冲在最前面”。

日本右翼篡改教科书——把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从30万模糊化为”众多” 甚至”约 10 万“。删除731部队记录。日本首相石破茂2025年8月15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内阁成员亲自参拜。

从663年白村江，到2025年靖国神社。唐朝放过了日本，忽必烈想和日本交朋友，明朝被倭寇骚扰得沿海不宁。

嘉靖年间，倭寇肆虐东南沿海。《倭变事略》记载过这样一个骇人场景：“一贼出哨亭外，我兵攒枪刺之，贼斫一刀，十数枪齐折，兵皆徒手而奔一处。”十几个明军端枪刺向一个倭寇，对方一刀下去，十几杆枪齐齐折断。

但戚继光想了一招。

他用竹子做了狼筅——老毛竹，留着竹枝，顶端装铁尖头。倭寇的武士刀再锋利，砍进毛竹枝里会被缠住，一时拔不出来。后面的长枪手趁这个间隙一枪捅过去。

这个武器成本几乎为零。砍竹子做农民武装，却成了顶级武士刀的克星。这操作放今天，大概相当于一个没钱没装备的小公司用一个土办法把跨国巨头的核心技术给废了。

这仗赢了，但明朝从未想过渡海去打日本。

这就是中国两千年面对日本的方式——你来骚扰我，我把你打回去，然后……继续种地，继续过日子，继续做生意。

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输得比白村江的日本还惨。

有学者说，是因为北洋水师将领“真放洋、假留学”，主帅丁汝昌骑兵出身还不求上进，而日方指挥“几乎无懈可击”。也有学者认为制度性的装备差距和训练差距才是关键，不能全怪将领个人能力。

不管哪个更接近真相，事实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再过四十年。1937年，全面侵华。14年，3500万中国军民死伤。

1945年日本战败。

然后呢？

有人以为这是终点。

不是的。

老兵的叫嚣、右翼的“洗地”、政客们的参拜、历史教科书的删改、社交媒体上“平台化、产业化”扩散的极端言论。

几百年了，什么都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