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父母反对与农村女子成婚，不料结婚当晚，妻子冲过来就给戴建国一记重拳，戴建国被打得头破血流，书稿也被她撕了。
 
1979年，戴建国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通向上海，那里有家人安排好的城市岗位，有国营单位的“铁饭碗”，也有无数知青盼了多年的返城机会。另一条路，却通向黑龙江逊克县的乡村，通向一位精神失常、连他都认不清的姑娘程玉凤。
 
所有人都觉得这不是选择题。上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政策全面推进，大批下乡青年终于能回到原籍。戴建国18岁离开上海，来到小兴安岭北麓插队，已经在乡村待了近十年。
 
如今机会摆在眼前，只要点头，他就能告别土地、寒冷和繁重农活，重新开始城市生活。可他偏偏选择留下。
 
真正困住他的，不是乡村，而是一段迟来的亏欠。1970年，刚到逊克县时，戴建国对农村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当地以大田耕作为主，铲地、管护、刨坑、播种都靠人力。
 
这个上海青年动作笨拙，半天干不了多少活，常被知青和村民打趣。别人收工回家，他还借着夜色补活，双手磨出水泡，皮肤也被晒得黝黑。孤独、思乡和劳累一齐压来时，是程玉凤走近了他。
 
程玉凤勤劳、果敢，耐心教他干农活，也常帮他收尾。日子一长，两人暗生情愫，私下许下相守的约定。
 
但在当时的乡村长辈眼中，知青终究要走，城市青年和农村姑娘的感情太不牢靠。程玉凤的父母担心女儿被耽误，趁戴建国春节返乡时，收下同村男子三百元彩礼，执意安排婚事。另一种说法里，她被禁足在家，以绝食抗争，也没能改变结果。
 
她曾去乡镇邮电局发电报求救，可那个年代通讯缓慢，电报层层中转，消息没能及时送到。希望落空后，程玉凤在婚礼当天情绪崩溃，被迫完成仪式。
 
等戴建国赶回村里，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不久后，她又遭遇流产，婆家嫌她精神状态不稳，把她送回娘家。昔日爱笑的姑娘，变得浑浑噩噩，见到生人就抓打，连戴建国也认不出来。
 
从那以后，戴建国开始一次次去看她。农活再累，他也会抽空到程家。她发作时，他不躲；旁人议论时，他不辩。
 
他知道自己没有亲手造成这场悲剧，却也无法摆脱那份迟到的愧疚。几年陪伴下来，他心里那个返城的念头，被责任一点点压了下去。
 
1979年返城通知下达后，亲友、知青、村民都劝他抓住机会。可在村口，他看见程玉凤安静地站在树下，没有哭闹，只是望着路口。那一幕让他作出决定：留下，和她结婚。
 
这场婚礼没有热闹排场，也得不到多少祝福。新婚当晚，程玉凤因过往创伤突然失控，一拳打得戴建国流鼻血，又撕碎了他耗费数年写下的文稿。
 
岳母看着心疼，劝他回上海重新过安稳日子。戴建国却没有走。他后来一边在周边村落当代课老师补贴家用，一边四处打听土方良药。
 
七十年代东北基层医疗条件有限，精神类病症求医艰难，他只能省吃俭用，日复一日照料妻子。
 
孩子出生后，这个家慢慢有了转机。与生俱来的母爱唤回了程玉凤的温柔，她的状态逐渐稳定。戴建国放弃的，是一份安稳前程。
 
他守住的，却是一个被命运击碎的人。多年后，他在央视纪实节目《岁月如歌》中讲起往事，这段知青岁月里最沉重的选择，也终于被更多人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