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召开宴会，一个军统特工趁机混入其中，他拿出了一包剧毒，悄悄撒进酒里，过了不久，几十名日军将毒酒一饮而下！

这名军统特工叫詹长麟，1913年出生于南京平民家庭的他，早年当过警卫师勤务兵，亲历淞沪会战，早早埋下抗日的种子，母亲重病退伍后，为糊口进入日本总领事馆打杂，手脚勤快、粗通日语的他，很快获得日本人信任。

复兴社也就是后来的军统，看中詹长麟长期身处敌巢的优势，将他吸纳为卧底，代号65，化名袁露，还拉来兄长詹长炳一同潜伏，兄弟二人一边伺候日军起居，一边偷偷记录情报，一藏就是五年。

这份看似安稳的差事，在南京大屠杀后彻底变了味道，日军进城六周屠城，詹家亲人接连遭遇横祸，街坊邻里日日倒在刺刀之下，国仇家恨死死压在兄弟二人心头。

他们借着领事馆发放的白袖章勉强保命，每天看着日军高官、汉奸在馆内饮酒作乐，践踏故土，心中复仇的念头从未熄灭，潜伏不再只是任务，成了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念想。

1939年6月，转机意外出现，詹长麟打扫办公室时，捡到一封未封口的密信，得知日本外务省前次长清水留三郎将到访南京，领事馆会举办大型宴会，华中派遣军多位中将、少将，还有梁鸿志为首的一众伪维新政府汉奸尽数出席，堪称日伪高层的大聚会，他第一时间把名单上报军统，南京区当即敲定投毒计划，交给詹长麟执行。

詹长麟摸清酒会全程流程，抓住日本人偏爱绍兴黄酒、温酒环节看管松散的漏洞，反复演练下毒动作；军统送来无色无味、发作极快的氰化钾毒药，他小心翼翼藏好，时刻警惕保甲制度的连坐酷刑。

彼时日军管控严苛，詹长麟但凡有一丝疑点，整条街巷百姓都会遭到牵连，可一想起街头遇难的家人同胞，所有恐惧都被恨意压下。

6月10日傍晚，宴会如期开启，詹长麟借着负责温酒的便利，趁四下无人将毒药全部倒入黄酒坛，充分搅匀后分装酒杯，等一众日伪官员举杯高呼天皇万岁、一饮而尽后，他立刻借口胃痛，和兄长詹长炳按预定路线骑车直奔江边，乘船逃往江北农村。

没过多久宴会厅乱象陡生，两名日本书记官当场毒发身亡，数十名日伪高官倒地抽搐，日军紧急抢救才保住其余人的性命。

事发后日军全城封锁、大肆搜捕，岗哨遍布大街小巷，詹家亲戚被抓去严刑拷问，却没有一人吐露兄弟二人踪迹。兄弟俩先躲在江北乡下农户家中，靠村民接济度日，为躲避持续搜捕，又辗转逃往浙江山村隐姓埋名种地，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重返南京。

为震慑侵略者，兄弟二人还主动从上海寄出署名信件，坦承投毒是为替同胞复仇，狠狠打了日军的脸面。

这件事的价值，远不止除掉两名日军官员那么简单。日军本想靠着占领南京推行奴化教育，磨灭中国人的反抗意志，毒酒案发生后，日伪高层人人自危，再也不敢轻易聚集饮酒，嚣张气焰被狠狠打压。

即便日军严密封锁消息，这件事还是悄悄在南京百姓之间传开，黑暗里的民众私下互相传递詹长麟的名字，这份藏在心底的反抗火种，撑着无数普通人熬过最难熬的岁月，远在重庆的各大报纸连续报道此事，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就连留在南京的外籍教授魏特琳，也把这件事写进日记留存记录。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授予詹长麟“忠勇杀敌”银盾与五万法币，他拿着这笔钱开了旅馆饭店，过上平淡日子，晚年的詹长麟极少向外人炫耀当年的壮举，唯独提起日军暴行时语气坚定，他坦言自己只是做了每个中国人该做的事。

2008年，95岁的詹长麟在南京离世，次年，他与兄长一同被追授“南京英雄模范人物”，名字永久镌刻在城市英雄名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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