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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袁世凯的嫡长子袁克定流落街头,靠着老仆人捡来的白菜帮子和窝窝头充饥,

1948年,袁世凯的嫡长子袁克定流落街头,靠着老仆人捡来的白菜帮子和窝窝头充饥,表弟张伯驹知道后,连忙把他接回承泽园!

谁也想不到,这位昔日风光无限的袁家大公子,竟沦落至此,每日全靠忠心老仆捡拾的白菜帮子、凉窝窝头勉强充饥,晚景凄凉至极,想当年,袁世凯在世时,袁克定一度被视作准“储君”,生活极尽奢华。

袁克定是袁世凯正室于氏生的独子,打小就是袁家的嫡长继承人,跟着袁世凯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早年他去德国留学,见过德皇威廉二世,受对方影响极深,满脑子都是君主制那一套。后来回国骑马摔断了腿,落了点残疾,走路不太方便,可心气半点没减。

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之后,袁克定的心思就活泛了。他一门心思劝父亲称帝,自己好当皇太子。为了这事,他干过最荒唐的一件事,就是专门找人印了一份假的《顺天时报》。报纸上全是各地民众拥护帝制、恳请袁世凯登基的内容,每天只印一份,专门拿给袁世凯看。
袁世凯天天看这份报纸,真以为全国上下都盼着他当皇帝,铁了心要复辟。直到后来家里的丫头从外面带回来一份真的《顺天时报》,这事才露了馅。袁世凯气得当场摔了茶杯,指着袁克定的鼻子骂他“欺父误国”,拿皮鞭抽了他一顿。
可骂归骂,袁世凯最后还是走了称帝这步棋,只坐了八十三天皇帝就忧愤而死。袁克定的太子梦,也跟着彻底碎了。

袁世凯死后,袁家正式分家。作为嫡长子,袁克定分到的家产最多,光现银就有几十万,还有北平、天津的多处房产,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的大额股份,算下来是笔天文数字。按说省着点花,几辈子都花不完。
可袁克定过惯了一呼百应的日子,排场半点不肯降。家里佣人、厨子、马夫养了几十个,出门必坐汽车,吃饭要按以前的规矩上菜。他自己又不懂理财,旁人撺掇他投资什么他就投什么,没几年就亏了一大笔。再加上各路亲戚、旧部找上门来借钱,多数都是有借无还,家产缩水得飞快。

真正的坎,是抗战爆发。北平沦陷之后,日本人盯上了袁克定。
当时华北的伪政权缺个有分量的人物撑门面,日方特务头子几次三番派人上门,请他出来做官,许诺给高官厚禄,还答应帮他要回被没收的袁家产业。
那时候袁克定的日子已经很紧了,银行存款所剩无几,房租收入也断了。可面对日本人的邀约,他想都没想就回绝了。
他跟身边人说,我爹当年都没跟日本人低头,我要是当了汉奸,死后没脸见袁家列祖列宗。
为了躲日本人的纠缠,他干脆搬到颐和园的旧房子里住,对外称病,谁来都不见。就因为不肯跟日本人合作,他仅有的一点收入来源也彻底断了,日子一天比一天难。

到抗战胜利的时候,他手里的房产、股份大多都变卖殆尽,身边的佣人走的走散的散,最后只剩一个跟了他几十年的老仆人,死心塌地陪着他。主仆俩租了西城一个小破院子,老仆人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去菜市场捡人家扔的白菜帮子、烂菜叶,再买点最便宜的窝窝头,回来俩人凑活吃。
有时候实在揭不开锅,袁克定就拄着拐,去找以前的老部下、世交家借钱。多数时候人家都躲着不见,偶尔遇上心软的,给个块八毛的,也撑不了几天。

1948年,张伯驹偶然听说了他的处境。
张伯驹是他的姑表弟,也是民国有名的收藏大家,最重情义。当即就派人把他接到了自己的承泽园,管吃管住,一应开销全自己担着,没让袁克定出过一分钱。
那时候袁克定都七十岁了,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可哪怕穷成这样,吃饭的规矩还没变。每次吃饭都坐得端端正正,拿好刀叉,把窝窝头切成小块,就着咸菜慢慢吃,一点不马虎。
有人笑话他死要面子活受罪,可也有人说,这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习惯,改不了了。而且再难再穷,他没当汉奸,没丢中国人的骨气,单这一点,就比很多道貌岸然的人强得多。

1955年,袁克定在承泽园去世,终年七十七岁。走的时候安安静静,没受什么罪。
他这一辈子,前半生享尽荣华富贵,差点坐上太子的位置,后半生颠沛流离,差点饿死街头。大起大落之间,守住了民族底线,也算没辱没门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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