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江西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各级联络点接连失守，南方局紧急调派闽粤赣边区的谢育才接任江西省委书记，赶赴当地收拾残局。他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王勖从闽西南出发，辗转一个多月抵达吉安，本打算稍作休整便前往省委驻地安福山，谁料七月中旬，他在吉安办理通行路条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出卖他的，是早已叛变潜伏的省委交通员李铁拐！





谢育才是海南万宁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就领导了万宁农民起义，此后十余年一直在闽粤赣边区从事武装斗争与地下工作，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南方局点将派他赴赣，正是看中他临危处置的能力。可当时江西的局势远比上报的更严峻，叛徒早已渗透进党组织核心，整个省委机关都处在特务的监视网里。





和谢育才一同下山的省委宣传部长骆启勋，被捕后当即叛变，转头供出了留在吉安待产的王勖，还有统战部长林鸣凤夫妇。敌人顺着线索步步紧逼，又假借谢育才的名义写信诱捕了代理省委书记颜福华，颜福华随即倒戈，把江西省委剩余的人员、电台全盘供出。短短一个月内，省委机关被彻底捣毁，两千多名党员被捕或被管制，这就是抗战时期“南委事件”的前奏。





主审此案的是中统大特务冯琦与江西省调统室的庄祖方。他们抓到谢育才这条“大鱼”，盯上的不只是江西一地的组织，而是整个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当时江西省委的电台已经落入特务手中，他们打算让叛变的电台人员沿用旧信号发报，骗取南委的信任，最终顺藤摸瓜把粤赣两地的地下党一网打尽。而新的联络暗号与安全规则，只有刚上任的谢育才最清楚。





利诱、酷刑轮番上阵，谢育才始终没有松口。1941年8月，夫妇二人被押入泰和县马家洲集中营，没多久王勖就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生下了儿子，夫妻俩给孩子取名谢继强。狱中缺医少食，王勖没有奶水，只能把发霉的牢饭嚼碎了喂孩子，婴儿整日哭声微弱。敌人拿孩子做筹码逼谢育才投降，他看着襁褓里的孩子，心里却盘算着另一件事：死在牢里容易，活着出去把敌人的阴谋告诉组织，才是当下最要紧的事。





他最终决定用假自首换取逃生机会。签下自首书前，他给狱友留下了一首明志诗：“为国捐躯身不忧，惟愿正气永存留，成败论定任褒贬，忠奸字自让后史修！” 他很清楚这张纸日后会成为自己的“污点”，但和整个南委的安全比起来，个人名誉算不得什么。





敌人果然放松了戒备。1942年2月9日，夫妻俩带着孩子被转移到庄祖方在泰和的私人寓所软禁，由叛徒和特务轮流看守。这正是谢育才等的机会。王勖借着给孩子煮米汤的由头，每天从厨房藏一小把米攒作赶路的干粮，还把难友送来的旗袍改成短衣方便行动；谢育才则默默记下看守的换班规律，摸清楚了院墙高度和窗户的承重。





1942年4月29日深夜，趁着一名看守外出未归、岗哨松懈，夫妻俩悄悄打开窗户。他们看着熟睡的孩子，心里像被刀剜一样——带着婴儿赶路，必然会被追兵追上，情报也绝对送不出去。他们只能把孩子留在屋里，王勖在孩子襁褓里塞了字条，恳请庄家老人不要迁怒于孩子。最后看了一眼孩子，两人顺着窗框滑下楼，一头扎进了夜色里。





接下来的二十四天，夫妻俩昼伏夜行，跋山涉水五百多公里，一路靠乞讨和野菜充饥，终于在5月22日找到了闽粤边区的地下党组织。他们第一时间把敌人控制电台、意图诱捕南委的阴谋全盘托出，南委立刻切断旧的联络渠道、紧急转移核心人员，尽可能降低了组织损失。确认预警送达的那一刻，谢育才刚松了口气，想起留在敌营的幼子，当场红了眼眶。





这张自首书，成了谢育才此后几十年甩不掉的包袱。他一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第一次是1946年，因自首情节被处分，后因革命工作贡献重新入党；第二次是解放初期，孩子从香港回到身边，加上档案里发现的离营手续签名，被怀疑是假越狱潜伏，再次被开除党籍，1957年才重新入党；第三次是1976年文革期间，旧案重提被定为叛徒，第三次开除党籍。他挨过无数次审查，受过数不清的委屈，却很少为自己激烈辩解，只说身处那样的绝境，换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1977年谢育才临终前，还拉着王勖的手反复叮嘱，一定要帮他向党说明白，他从来没有背叛过信仰。他没能等到彻底平反的那一天：1979年广东省委撤销了文革中对他的处分，1988年中央正式为他彻底平反，1998年再次确认恢复他1926年至1945年的党籍与党龄。





回头看这段历史，最值得反思的，就是很多人总习惯用非黑即白的标准评判革命先辈的抉择。他们只盯着一纸自首书做文章，却刻意忽略了当时九死一生的绝境，忽略了他舍下骨肉、背负污名也要保全组织的赤诚。这样的牺牲，从来不比直面枪口轻松，甚至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定力。





那个被留在敌营的孩子谢继强，由庄祖方收养长大，解放初经组织协调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成了这段特殊岁月最直接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