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了四肢，没有了左眼，89岁高龄，早已半身不遂，然而他却手握“三子”——枪杆子、锄杆子、笔杆子，被人们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这个人就是朱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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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朱彦夫出生于山东沂源县的张家泉村，那时候的沂蒙山区，日子过得像石头一样硬，家家户户都在温饱线上挣扎。

朱彦夫家更是苦，七个孩子活下来三个，饥饿和疾病像影子一样跟着这家人。

他10岁那年，父亲因为反抗日本鬼子抓壮丁，被残忍杀害。

年幼的朱彦夫亲眼看着父亲倒在血泊里，这份恨，在他心里扎了根。

14岁，这个在今天还在读初中的年纪，朱彦夫瞒着母亲，把名字写在了参军报名册上。

从那天起，沂蒙山的儿子成了华东野战军的一员。

他打仗不要命，冲锋总是在最前面。

孟良崮战役，他看着战友倒下，咬着牙往前冲；淮海战役，冰天雪地里，他把干粮袋里最后一把炒面让给了伤员。

几年下来，他转战南北，身上的伤疤添了一道又一道，也从新兵蛋子变成了老兵油子。

1950年冬天，朱彦夫所在的第九兵团奉命入朝，单衣单裤就赶赴了长津湖战场。

那里的气温低到零下三十多度，呼出的气瞬间成冰。

朱彦夫和战友们守在250高地上，对面是美军精锐的陆战一师。

敌人的飞机大炮像犁地一样把山头翻了一遍又一遍，泥土里全是弹片和焦土。

战友们一个个倒下，有的被炮弹炸飞，有的端着枪就变成了冰雕。

打到后来，阵地上只剩朱彦夫一个人。

他左眼被打穿，肠子流了出来，手里还紧紧攥着枪。

最后一颗手榴弹在眼前爆炸，他昏死在了雪地里。

没人指望他能活下来。

当增援部队找到他时，他像个血人一样冻在雪堆里，半截身子都被炸烂了。

他被运回国，在长春的医院里昏迷了整整93天。

医生在他身上做了47次手术，切掉了他溃烂的双腿和双臂。

醒来后，他摸到的只有两只空荡荡的袖管和裤管，左眼窝黑洞洞的，右眼视力也极差。

那年，他才18岁。

一个18岁的青年，没了四肢，这日子怎么过？

朱彦夫绝望了。

他觉得自己是个废人，活着就是给国家添麻烦。

他攒安眠药想自杀，被医生救了回来，狠狠骂了他一顿，说他要是死了，就对不住那些牺牲的战友。

这句话像鞭子一样抽醒了他。

是啊，二连的战友都死光了，他是唯一的幸存者，他得替他们活着。

1956年，朱彦夫坚决拒绝了荣军院的特护待遇，回到了张家泉村。

母亲看到儿子成了这个样子，当场哭晕了过去。

回到村里的朱彦夫，开始了一场更艰难的战斗，自理。

吃饭，他把碗固定在桌上，用断臂夹着勺子往嘴里送，饭菜撒了一地；走路，他装上假肢，没走两步就摔得鼻青脸肿。

为了学会生活，他摔碎了一百多个碗，身上到处是伤。

村里人看着这个“肉轱辘”，心里都不是滋味，觉得这辈子他也就是被养着了。

可朱彦夫不这么想。

他看着村里人还是那么穷，吃不饱穿不暖，心里急。

1957年，全村党员一致推选他当村支书。

上级领导来劝他，说这活太累，你身体这样受不了。

朱彦夫不听，他爬也要爬着去干活。

这一干，就是25年。

张家泉村缺水，朱彦夫就带着大伙打井。

为了给村里通电，他坐着独轮车，拖着残躯跑省城、跑县城，几百里路，假肢磨坏了好几副。

有一次找不到旅馆，他就裹着军大衣，枕着假肢睡在路边。

他还发明了几种走路法：平路站着走，上山跪着走，遇到陡坡干脆滚着走。

村里那些荒山沟壑，别人觉得没法种地，朱彦夫不信邪。

他带着村民把乱石滩填平，从远处运来好土，硬是造出了两百多亩良田。

他还办夜校，教村民识字。

他没上过学，就自己抱着字典啃，用残臂夹着粉笔写字，粉笔断了就接起来再用。

村民们从一开始的笑话他，到后来服他，再到后来跟着他干。

张家泉村变了样，通了电，有了水，粮食够吃了，成了县里的模范村。

到了五十多岁，朱彦夫心里还压着一件事。

长津湖牺牲的指导员临死前叮嘱他，要把战友们的事迹写下来。

他决定写书。

对于一个没手没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他开始了，他用嘴咬着笔写，写不了几个字嘴就磨破了。

后来他用断臂抱笔写，写一会儿就累得大汗淋漓。

不会写的字，他就翻字典，他一刻也没停。

整整七年，他写了几十万字，手指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1996年，他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出版了。

就在这一年，他突发脑中风，半身不遂，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但他还是坚持用左手完成了第二本书《男儿无悔》。

他用这种方式，兑现了对战友的承诺，也把自己的一生摊开在了阳光下。

朱彦夫这一辈子，拿过枪杆子，那是保卫国家，拿过锄杆子，那是建设家园，拿过笔杆子，那是传承精神。

他没手没脚，却比很多人都站得直。

2022年，他被评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