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年仅25岁的“女流氓”翟曼霞被带到了刑场，而当法警举起步枪准备开枪之际，翟曼霞突然冲天大喊，“我到底有什么罪？我真的就这么该死吗？”砰！随着一声枪响，女子永远的倒在了血泊之中。

主要信源：（公司法律师张瑞——1983年，“女流氓”交往18个男友被判死刑，留下遗言：性是自由的）

1983年，那一年，全国上下正经历着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社会风气紧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名叫翟曼霞的25岁姑娘，生命永远停在了那个燥热的季节。

翟曼霞出生在上海一个条件不错的家庭，年轻时去过国外，见过些外面的世界。

回来后，她身上总带着一股和当时环境不太相容的气息。

她爱美，喜欢打扮，烫着卷发，穿着紧身的衣裳和略显暴露的泳衣，在那时满大街还都是蓝绿灰布衣的人群里，显得格外扎眼。

她性格开朗，行事大方，对待感情也抱着一种当时看来颇为“西式”的态度，觉得男女之间交朋友、谈恋爱是很正常的事情，合则来，不合则去，没什么好多纠结的。

那年夏天，翟曼霞和往常一样，找了个僻静的河边，换上泳衣下了水。

她水性很好，在水里游得畅快，只觉得清凉舒服。

可她没注意到，岸上有人正用异样的眼光盯着她。

一位路过的大妈看见她穿着“暴露”的泳衣，在河里扑腾，先是吓了一跳，以为是出了什么事。

等反应过来这是在游泳，顿时气得不行，嘴里嘟囔着“不知羞耻”、“伤风败俗”，转头就报了警。

警察来得很快，把湿漉漉的翟曼霞从河里带了出来。

一开始，她并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事，不过是游个泳罢了。

可到了派出所，事情的性质好像全变了。

民警在询问中发现，这个姑娘不仅对“游泳事件”毫不在意，谈起自己的感情生活时更是坦荡得让人咋舌。

她承认自己这些年前后交往过不少男朋友，关系亲密，这在当时的社会观念里，简直是离经叛道。

那个年代，1979年颁布的刑法里有一条“流氓罪”，像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聚众斗殴、侮辱妇女、破坏公共秩序，乃至穿着打扮出格、私生活不够“检点”，都可能被扣上这顶帽子。

而在1983年“严打”的当口，这个罪名的分量格外沉重，情节严重的可以直接判死刑。

翟曼霞的案子，很快就从一起小小的治安纠纷，升级成了典型的“流氓犯罪”。

她那些在今天看来属于个人自由范畴的交往行为和穿衣风格，在当时被认定为“藐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生活作风糜烂”。

审讯过程中，她始终坚持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认为交朋友、穿什么衣服是她的自由。

这种不肯低头的态度，在当时的环境下，反而成了“拒不认罪”、“情节恶劣”的证明。

案子审得飞快。

从被带到派出所，到被判处死刑，中间的过程短得让人窒息。

家里人接到消息时，如同晴天霹雳，四处奔走想救她一命，可那时候，这类案子是要办成“铁案”、用来“震慑”坏风气的，个人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判决书下来，死刑，立即执行。

行刑那天清晨，天色还没大亮，翟曼霞被押赴刑场，她穿着自己最喜欢的红裙子，那是她爱美的象征。

跪在地上，她似乎还不明白，自己追求的一点个人自由，怎么会换来这样的结局。

直到枪声响起的前一刻，她还在用尽力气喊着，说自己无罪，说这是她的权利。

可是，回应她的只有冰冷的枪声。

一声枪响，25岁的生命就此终结。

她被匆匆掩埋，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她的家人悲痛欲绝，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把她的衣服烧掉，仿佛这样就能抹去那段痛苦的记忆。

这起案子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同情，反而被当作整治社会风气的成功案例。

人们茶余饭后谈论起来，更多的是谴责和唾弃。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在变，法律也在变。

1997年，刑法修订，“流氓罪”这个模糊不清的罪名被正式废除，拆解成了寻衅滋事、聚众淫乱等更具体、边界更清晰的罪名。

这意味着，像翟曼霞那样的行为，再也不会被定为死罪。

回过头去看，翟曼霞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时代撞车的结果。

她带着从外面世界带回来的观念，跑到了一个还没准备好接纳这种观念的环境里。

她的不幸，在于她成了那个特殊时期里，被用来祭旗的一个例子。

她的那声呐喊，在当时无人理会，却在后来，成了反思那个时代法治与人性的一个注脚。

我们很难用今天的标准去简单评判当年的判决是对是错，因为法律总是扎根在它所处的时代土壤里。

但可以肯定的是，翟曼霞用她年轻的生命，无意中推动了后来者对法律边界、对个人自由与社会道德之间关系的思考。

如今，我们再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而大惊小怪，这种包容与理性，正是从那些沉重的往事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