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敌人让杨钦典把白公馆剩下的19名地下党员全部杀了，这时，一个地下党员说：“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我们放了吧！”

这个看守原本只是个想混口饭吃的穷苦人，却在生死关头，做了最正确的一件事。

杨钦典是河南人，家里世代种地，日子苦到揭不开锅。二十出头那年，实在熬不下去，就去当了兵，想着至少能吃饱饭。

后来机缘巧合，被派到白公馆当看守，慢慢升成了看守班长，手里还管着牢门的钥匙。那时候的白公馆，就是个人间地狱，关着的都是坚持信念的人，特务们动辄打骂、用刑，下手狠得没边。
 
杨钦典跟着其他特务，也做过不少坏事。最让他后来良心不安的，是参与杀害了杨虎城将军一家，还有那个才几岁的“小萝卜头”。据他后来交代，当时他亲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看着孩子呻吟，心里其实慌得不行，只是被特务头子逼着，不敢停下。那之后好长时间，他一闭眼就想起那个画面，夜里总睡不踏实。

他本来就不是坏人，当看守只是为了谋生，看着那些被关押的人受刑、被杀，心里也不好受。有时候特务头子杨进兴逼着他动手杀人，他都吓得手发抖，还被骂没用。他心里清楚，自己只是个被推着走的棋子，真等国民党倒台了，像他这样的看守，肯定没好果子吃。
 
11月27号那天夜里，监狱里大部分人都被杀害了，只剩下19个人还关在牢房里，没来得及处理。

就在这时，特务头子杨进兴带着一群看守，慌慌张张地收拾东西逃命去了，把这19个人和杨钦典单独留在了监狱里。远处的渣滓洞方向，还时不时传来枪声，显得格外刺耳。
 
杨钦典站在牢房外面，脚像灌了铅一样挪不动。他知道，国民党已经撑不住了，说不定过不了多久，解放军就会进城。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按之前的命令，把这19个人全部杀掉，跟着国民党逃，要么就放了他们，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牢房里的19个人，也看出了他的犹豫。他们没有吵闹，也没有哀求，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罗广斌先开了口，声音压得很低，语气很实在，劝他为自己想想，放了他们，就是立功，将来解放军来了，肯定会从轻处理，不会追究他之前的过错。
 
杨钦典纠结了好一会儿，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先左右看了看，确认周围没有其他特务，才慢慢走到牢门前，掏出了身上的钥匙。他没有直接把锁打开扔了，而是先打开锁，又轻轻把牢门虚掩上，生怕被远处的特务发现。之后他快步走上楼，去查看外面的情况，确认看守们都已经撤走了。
 
他跟牢房里的人约定好，要是外面安全了，他就在楼上跺脚三下，听到信号后，他们再赶紧跑。楼上很安静，他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也能听到牢房里传来的轻微呼吸声。确认四周都安全后，他轻轻跺了三下脚，声音不大，却足够牢房里的人听到。
 
牢房里的19个人，听到跺脚声后，立刻悄悄打开牢门，互相搀扶着，借着夜色的掩护，小心翼翼地往监狱外面走。他们不敢开灯，也不敢说话，连脚步都放得极轻，生怕惊动了远处的特务。杨钦典站在楼上，看着他们的身影，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可就在他们走到监狱和公路中间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几辆亮着车灯的卡车从渣滓洞方向开了过来，车上的特务发现了他们，立刻开枪射击。枪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19个人不敢停留，赶紧掉头，往白公馆后面的山上跑，黑暗中，大家被冲散了，各自找地方躲藏。
 
杨钦典看着他们跑远，自己也没有跟着国民党特务逃跑，而是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只能等解放军进城，主动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那一夜，他没合眼，脑子里反复回想自己做过的事，有愧疚，有害怕，但更多的是一种解脱。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找到了杨钦典，劝他主动去公安局自首。杨钦典没有犹豫，跟着罗广斌去了公安局，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之前做过的坏事，也说明了自己放跑19个人的经过。当时在场的人，有人恨他之前的所作所为，也有人佩服他关键时刻的勇气。
 
因为放跑19名革命志士的立功表现，再加上他主动自首、认罪态度好，最终对他宽大处理，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还打算安排他在公安局工作。但杨钦典拒绝了，他觉得自己犯过太多错，不配这份工作，只想回老家，安安稳稳地种地过日子。

晚年的他，日子过得很拮据，他常常一个人坐着，想起白公馆的那个夜晚，想起那些被他救过的人，想起那些逝去的烈士。
 
2007年，杨钦典在家乡病逝，享年八十九岁。他这辈子，一半是过错，一半是救赎，做过坏事，也立过大功，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选择回头，既救了别人，也救了自己。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执迷不悟，有时候，一个正确的抉择，就能改写一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