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被鲁迅骂惨了的郭沫若，听到鲁迅去世的消息，他没有幸灾乐祸，更没有觉得从此之后少了一个“对头”而一身轻。他知道文人之间，有许多的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更何况他与鲁迅都是留日回国的。鲁迅去世了，再怎么说也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巨大损失，想到这些，他提起笔要为鲁迅送幅挽联！但因为伤心他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此时的郭沫若正流亡日本，算下来已在异国待了八年有余。平日里他大多闭门研究甲骨金文与商周青铜器，很少主动过问国内文坛的口舌纷争。消息从上海跨海传来时，他正对着桌上的青铜器拓片做考证，握着毛笔的手猛地一顿，半天没能落下一笔。





翻回史料就会发现，这场纷争从始至终都围绕文艺路线展开，和私仇扯不上半点关系。1928年革命文学浪潮兴起，创造社、太阳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了树立新的文学标杆，误将鲁迅当成了需要批判的“旧时代代表”。





郭沫若当时化名“杜荃”发文，给鲁迅扣上了“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的帽子，言辞不可谓不尖锐。鲁迅也撰文反击，先后写下《“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驳斥对方的偏激观点。一来二去笔墨交锋不断，便成了旁观者眼里势不两立的“文坛冤家”，不少人等着看两人老死不相往来的笑话。





坊间常传鲁迅当时回骂郭沫若“才子加流氓”，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这句话出自鲁迅1931年发表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是针对创造社整体的文风与行事风格的评价，并非专门针对郭沫若个人。





很多人可能忘了，两人本就是同路人。他们同为留日学生，都亲眼见识过日本的近代化变革，也都抱着用文字推动中国社会改变的念头回国。只是鲁迅侧重通过杂文批判社会现实、剖析国民性格，郭沫若侧重通过诗歌与历史研究传递革命理念、唤醒民众情绪。写作路径不同，核心目标却高度一致。





两人分歧的真正消解，要等到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时期。当年8月，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中明确提到，自己和郭沫若“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郭沫若读到这篇万言长文后，坦言自己此前对鲁迅的揣测多有偏差，对对方的见解“彻底佩服”，还专门写下《搜苗的检阅》一文，隐晦表达了歉意。只是两人始终相隔两地，又都被事务缠身，没能见上一面。





那天郭沫若平复情绪后，先是连夜写下悼文《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称鲁迅是“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又用日文撰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刊发在日本的文艺刊物上。同年11月，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日华学会举办鲁迅追悼会，郭沫若专程赶到现场，敬献了亲笔题写的挽联。





他在追悼会的演讲中，借用古人哀悼孔子的句式改作悼念之语：“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这句话后来被整理成对联流传开来，成了评价鲁迅最知名的挽联之一。而正式挽联里的“憾无一面”四个字，才是他最真切的遗憾——笔战十余年，两人从未有过一次当面交谈的机会。





曾有人拿这件事说郭沫若虚伪，觉得曾经骂得那么凶，转头又高调悼念是做样子。可这恰恰是对文人风骨的误解。真正的知识分子，可以为观点争得面红耳赤，却绝不会否定对手的专业价值，更不会在逝者身上找优越感。立场可以不同，行事的底线不能丢。





晚年的郭沫若很少主动提起当年的笔战，对“杜荃”这个笔名更是多有回避。但他后半生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的鲁迅纪念活动，始终在公开场合高度肯定鲁迅的历史地位。比起刻意辩解当年的对错，他用持续的推崇与继承，给出了最实在的回应。





民国文坛的纷争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不是朋友就一定是敌人的简单逻辑，本就套不到这些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有分歧，有争执，甚至有尖刻的指责，但在民族大义与文化发展的大方向上，始终站在同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