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向王稼祥询问道：有件事情，我始终都想不明白，我军只有3万人马，凭什么能战胜几十万强敌？王稼祥得意一笑：就凭毛泽东的一副对联！这可是我军战胜强敌的一大法宝！

张闻天没有立刻接话。作为亲历者，张闻天当然知道红军一路走来的艰难。尤其是长征前后，敌强我弱几乎成了常态。兵力不足、装备落后、补给紧张，这些问题始终存在。可偏偏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一次又一次从险境中走了出来。

王稼祥提到的那副对联，其实浓缩的是毛泽东长期总结形成的作战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是书斋里推演出来的，而是在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长征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1933年春天，中央苏区迎来第四次反围剿。当时蒋介石调集大批嫡系部队向中央苏区推进，企图依靠兵力和装备优势迅速结束战斗。从纸面实力看，双方差距十分明显。

面对这样的局面，毛泽东和朱德没有选择与敌军进行消耗巨大的正面决战。中央红军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寻找敌军部署中的漏洞，把有限兵力集中到局部战场。

黄陂战斗打响后，红军抓住战机，对敌军主力实施打击。敌军原本希望依靠优势兵力稳步推进，却在运动过程中不断暴露弱点。随后进行的草台岗战斗再次取得胜利。

短短数十天时间，中央红军连续获胜，第四次反围剿取得重要成果。消息传开后，许多干部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兵力较少的一方能够取得胜利？

答案并不复杂。毛泽东始终强调，战争不仅仅是人数和武器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创造有利条件，把敌人的优势变成劣势。

这一认识后来在长征途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虽然摆脱了此前的被动局面，但仍然面临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堵。敌军依靠铁路、公路和兵力优势，试图将红军限制在狭小区域内加以消灭。

毛泽东认真研究敌军部署后发现，敌军虽然人数众多，却存在行动迟缓、协调困难的问题。于是，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开始实施。中央红军在贵州地区展开机动作战。部队行动方向不断变化。

敌军刚刚完成围堵部署，红军已经转向新的方向。敌军准备向南追击，红军却突然向西行动。敌军重新调整部署后，红军又出现在新的区域。

1935年初春，赤水河两岸不断出现红军活动的消息。中央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行军路线变化极大，让蒋介石始终无法准确掌握红军主力位置。

许多基层战士起初并不理解。不少人觉得既然是打仗，为何总在转移？随着战局发展，大家逐渐明白其中的道理。转移不是为了躲避敌人，而是在寻找主动权。

当敌军按照原计划调动时，红军已经把战场形势改变了。经过四渡赤水等一系列行动，中央红军成功跳出了敌军重兵包围圈，战略局势发生重要变化。

多年以后回顾这段历史，王稼祥对此感受尤为深刻。王稼祥早年接触过西方军事理论，也曾认为正规战才是战争的主要形式。

但中央苏区的实践改变了王稼祥的看法。王稼祥亲眼看到，照搬国外经验无法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面临的实际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有自己的特点。山区地形复杂，敌我力量悬殊，群众基础广泛存在。毛泽东提出的机动作战原则，正是建立在这些现实条件之上。

也正因为如此，在遵义会议前后，王稼祥坚定支持毛泽东关于军事工作的主张。后来回忆往事时，王稼祥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红军能够从一次次危机中走出来，依靠的并非偶然。

从井冈山斗争到中央苏区反围剿，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贯穿其中的是一条清晰的思路。那就是从实际出发，根据敌我形势变化灵活应对，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在变化中掌握主动。

张闻天听完王稼祥的解释后，终于理解了那个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红军之所以能够战胜远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并不是因为拥有更多兵力和更先进装备，而是因为找到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道路。这条道路经过无数次实践检验，也成为中国革命能够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