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官员士大夫家里边一般都有一些家妓，有些人家妓比较多

宋仁宗庆历三年，谏官王素弹劾宰相，理由之一竟然是"蓄养家妓过多"。堂堂谏官，朝堂上吵的不是军国大事，而是你家养了几个歌姬。

更有意思的是，被弹劾的宰相一点不慌，反手就说了一句：士大夫之家，谁没有？

这话放出来，满朝文武居然没人反驳。养家妓这事儿，在宋代官场就跟今天家里请保姆一样，属于标配。

那到底什么叫家妓？

这个词放到今天容易引起误会，得先把概念掰清楚。宋代的家妓，准确说是私人蓄养的歌舞伎人，跟后世理解的那种完全不一样。

干的活儿主要是宴席上弹琴唱曲，客人来了表演助兴，有些还兼管抄写文书、整理书画。

身份上属于奴婢，归主人家私产，户籍上也挂在主人名下。官府对这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律法层面给了口子，宋律明确允许品官之家蓄养女乐。

搞清楚这一条，后边的事情就好理解了。

北宋名臣寇准喜欢排场，这一点史料里不避讳。每逢宴客，府上歌舞不断，烛火通宵达旦，以至于同僚私下议论"寇莱公用烛如粪土"。

这排场背后站着的就是一批家妓。寇准出身不差，但真正把家妓队伍撑起来的是俸禄。

北宋官员工资高到什么程度？宰相一个月的俸钱折合下来，养十几口人绰绰有余，何况还有各种补贴、职田收入。钱多了怎么花？建园子，藏书画，养歌伎。

这三样几乎是宋代高官的消费铁三角。

寇准还算收敛的。南宋那位号称"半壁江山"的贾似道，府里的家妓据说能自己排一台完整的大戏，从编曲到编舞全部内部消化，根本不用请外边的人。

贾似道好蟋蟀，也好歌舞，他家的家妓有专门学唱"赚词"的，有专门练"转踏"的，分工细到今天的演艺公司看了都要叹气。

问题来了：这些女子从哪儿来？

来源不外乎几条路。一是买。宋代人口买卖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官府设有"人市"，专门登记交易。贫苦人家卖女儿进入这条渠道，年纪小的先进教坊或私人家里学艺，十三四岁开始登场表演。

二是官府赏赐。皇帝高兴了会把教坊里的乐伎赐给有功之臣，这属于恩典，被赐的人还得谢恩上表。三是罪臣家属。

官员犯事抄家，家中女眷和婢仆会被充入官府，再流转到别的官员家里。这一条最残酷，昨天还是高门大户的小姐，今天就成了别人府上的乐伎。

苏轼的遭遇最能说明这套系统怎么运作。

苏轼自己就蓄过家妓，王朝云最初的身份就是歌伎。苏轼落难被贬黄州的时候，其他家妓陆续被遣散，有的送了人，有的放了籍。

注意"送人"这个词，一个活生生的人，跟一件器物一样可以转让。

苏轼不算苛刻的主人，他给王朝云的待遇在当时算非常好了，后来纳为妾室。但大多数家妓没有这种运气。

翻开宋人笔记，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记载：某官宴客，命家妓出来劝酒，客人看上了其中一位，主人当场就送了。这种事在当时属于"雅量"，说明主人大方。

客人收到人之后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高高兴兴带回去。被送走的那个人怎么想？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记。

宋代笔记里有一段写得很冷。

某位官员死后，遗孀清理家产，把府上十几个家妓全部卖掉。有买主嫌年纪大的不要，只挑年轻的。那些被挑剩下的最后去了哪里？写笔记的人没有说，可能觉得不值得写。

养家妓的风气在宋代能铺开，跟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有关系。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消费水平高，瓦舍勾栏遍布，娱乐产业本身就是一门大生意。官员在家养几个歌伎，本质上是把外边的消费场景搬进了自家院子。

请客吃饭的时候让家妓出来表演，跟今天商务宴请订个包厢、请个乐队助兴差不多，属于社交刚需。你不整这一套，别人会觉得你寒酸，面子上过不去。

有意思的是，宋代文人一边享受着这套体系带来的便利，一边还会在诗文里感叹家妓的命运。

晏殊写过，欧阳修写过，柳永更是把这类题材写出了花。但感叹归感叹，该养还是养，该送人还是送人。文人的悲悯和文人的生活方式之间横着一道巨大的裂缝，谁也不去填。

到了南宋后期，朝廷财政紧张，有人提出限制官员蓄妓的规模。

理由倒不是人道主义，纯粹是怕官员花钱太多影响廉政。这条建议最后不了了之。真正让家妓制度走向消亡的，是元代以后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跟道德反思没有太大关系。

寇准死后多年，有人路过他当年在洛阳的旧宅，园子已经荒了，只剩下几棵老树。当年那些烛火通明的夜晚，那些丝竹声里的歌喉，一个名字都没留下来。

参考信源：
1.《宋史·寇准传》及《宋史·职官志》，中华书局点校本，涉及北宋官员俸禄制度及寇准生平事迹。
2.《东京梦华录》（孟元老著），中华书局版，详细记载北宋汴京城市娱乐生活及伎乐风俗。
3.《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著），涉及庆历年间谏官弹劾及朝堂议事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