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被判死刑的抗战老兵 李师科 ，即将被押赴刑场。他换上了崭新的 短袖 衬衣，理了头发，由两名法警押往行刑地。他看起来有些瘦弱，神情淡漠，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1982年4月14日下午，台北土地银行古亭分行里，一名戴着假发、鸭舌帽和口罩的男子突然闯了进来，确认随行警卫都去护送运钞车后，他掏出左轮手枪喊出一句话：“钱是国家的，命是你们自己的，我只要一千万元，你们别乱来。”

这是台湾治安史上第一起持枪抢劫银行案，而犯下这桩大案的人，是个55岁的抗战退伍老兵，名叫李师科。

案子一出直接震动全岛，在此之前的戒严时期，台湾对盗抢案件打击极严，从来没人敢持枪抢银行，银行副理林延湖冒险按下警铃，当场被歹徒开枪打伤，最终歹徒跳上柜台抢走531万新台币，骑摩托车扬长而去，警方立刻开出200万新台币的悬赏奖金，高层下令限期破案，整个台北都陷入了恐慌。

没人能想到，这个行事狠辣的劫匪，半辈子都在战场上度过，李师科1927年出生在山东昌乐的穷苦农家，小学都没读完，10岁出头就加入了当地游击队，在山东敌后打鬼子、破坏日军补给线。

抗战胜利后李师科被编入王耀武的部队，1948年济南战役后跟着部队一路南撤，从青岛、海南岛辗转到了台湾，这一去就再也没回过大陆老家。

1959年，32岁的李师科因为伤病退役，军阶只是陆军中士，离开军队的他，除了打仗和修车手艺一无所有，只能在台北底层讨生活，他修过自行车、修过电器，后来开起了出租车，天天在街头跑活，收入只够勉强糊口。

李师科一辈子没结婚、没孩子，住着简陋的出租屋，邻居眼里的他老实本分，热心帮人修东西，还总给附近小孩带糖吃，是大家口中亲切的“糖伯伯”。

可日子越熬越难，李师科的怨气也越来越重，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街上到处是暴发户，银行的钱大把贷给有权有势的人，最后不少变成坏账没人管；可他这样打了半辈子仗的老兵，连个安稳晚年都混不上，成了被时代甩掉的边缘人。

李师科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平，慢慢生出了抢银行的念头，为了这一天，他整整筹备了两年：1980年1月他在街头借问路枪杀了执勤警察李胜源，抢走一把点三八左轮手枪，之后反复踩点银行的安保规律，就等一个警卫缺位的时机。

得手之后的李师科，更不像个贪财的劫匪，他把400万赃款全部交给好友房东保管，特意叮嘱是留给战友女儿的教育费，自己只花了不到5万块，买了电视、电饭锅和电动刮胡刀，剩下的钱全藏在出租屋里。

这边真凶低调潜伏，那边警方却酿出了惊天冤案，因为目击者描述的相貌和出租车司机王迎先高度相似，警方急着破案，直接把王迎先抓了起来，审讯中几名刑警刑讯逼供，把他打得断了七根肋骨，逼他认下了抢劫的罪名。

5月7日，警方押着王迎先去新店溪边找赃款，他趁人不备纵身跳进溪里，用生命洗刷自己的冤屈。

王迎先的死瞬间引爆了舆论，就在全社会质疑警方办案粗暴的时候，李师科的好友房东因为检举奖金报案，警方才顺着线索在和平西路的出租屋里抓到了李师科，被捕时他没有任何反抗，痛痛快快承认了杀警、抢银行的全部事实。

因为处在戒严时期，案子直接走军法审判，从逮捕到判死刑只用了二十多天，法庭上的李师科全程平静，说自己就是看不惯社会不公、看不惯经济犯罪，他没有上诉，坦然接受了死刑。

1982年5月26日清晨，李师科换上崭新的短袖衬衣，特意理了头发，在新店安坑刑场被执行枪决，走的时候腰背挺直，还带着军人的样子。

这桩案子在台湾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民间对李师科的评价一直两极分化：有人说他是杀人抢劫的罪犯，也有人同情他的遭遇，称他为“义贼”，甚至有人为他塑像，作家李敖还专门写文章为他喊话，说他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几十万来台老兵被遗忘的集体困境。

更重要的是，王迎先的冤案直接推动了台湾司法的进步，事后台湾修正了《刑事诉讼法》第27条，也就是俗称的“王迎先条款”，明确规定被告在侦查阶段随时可以选任辩护人到场，从制度上约束刑讯逼供。

而李师科开了持枪抢银行的先例之后，台湾同类案件频发，银行直到2010年代还保留着进门脱帽、摘口罩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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