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一个刑满释放的土匪头子齐达榜，在赶车的路上，认出一个70多岁衰弱的老农民，正是20年前杀害我党5名高级干部的凶手。

​齐达榜心跳得厉害，手心直冒汗。眼前这老头儿佝偻着背，衣裳破旧，谁能想到这就是当年叱咤关外的“一匹狼”段庆山？他稳住心神，把大车赶慢些，跟在那老头后头。

车轱辘碾过碎石子，发出“咯吱”的闷响，像在替他憋着股劲。齐达榜摸了摸腰间，那里别着把磨得发亮的柴刀——不是为了动手，是赶车时劈柴用的，此刻却被他攥得温热。

段庆山走得很慢，每一步都拖着脚，像是腿上坠了铅。他肩上搭着件打满补丁的蓝布褂子，风一吹就贴在背上，露出嶙峋的肩胛骨。谁能把这副模样，和当年那个挥刀劈向干部的“一匹狼”联系起来？

齐达榜的视线落在段庆山后颈。那里有道月牙形的疤，是当年一名干部拼死用镰刀划的。他记得那名干部，总爱给村里孩子编草蚱蜢，笑起来眼角有两道深深的纹。

大车跟着拐进一条窄巷，段庆山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停了脚，从怀里掏出个干硬的窝头，掰了一半，喂给蜷在树根下的老黄狗。狗瘦得只剩皮包骨，尾巴却使劲摇着，蹭着他的裤腿。

齐达榜忽然想起，20年前，工作队驻地也有这么条狗，是干部们从雪地里救回来的，取名“护卫”。那天血洗过后，“护卫”疯了似的扑向段庆山的手下，被一刀捅穿了喉咙。

段庆山喂完狗，又慢悠悠地往前走。齐达榜甩了甩头，把那些翻涌的血腥压下去。他赶车的鞭子浸过桐油，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此刻却觉得比当年抢地盘时拎的驳壳枪还沉。

走到岔路口，段庆山拐进了左边的土路。那路通向山坳，齐达榜知道，那里有几间土坯房，是段庆山这些年的藏身地。

他勒住缰绳，大车在路口停住。风卷着落叶打在车板上，发出“沙沙”的响。齐达榜摸出烟袋，却没点，只是捏着烟丝在掌心搓。

烟丝是自己种的，呛得很，却能压下心里的躁。他想起监狱里的管教常说：“账要算在明处，才算清了。”当年他不懂，觉得刀刀见血才叫痛快，如今看着远处土坯房的烟囱升起的青烟，忽然有点懂了。

段庆山的身影消失在土坯房门口时，齐达榜掉转车头，朝着公社的方向赶。车辙在地上画出两道弯，像个没写完的句号。

他没带柴刀，只揣着那块从工作队徽章上敲下来的铁皮——上面的红星被磨得发亮，是他在牢里用指甲一点点抠亮的。

公社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窗纸上映着干事低头写东西的影子。齐达榜推开门，铁皮“当啷”一声放在桌上。

“我知道段庆山在哪。”他的声音有点哑，像是被风呛了，“20年前那笔账，该清了。”

干事抬起头，看见他眼里的光，和铁皮上的红星一样，亮得惊人。屋外的风还在吹，老槐树的叶子“哗哗”响，像是在应和着什么。

段庆山被带走时，没反抗。他只是看了眼齐达榜，浑浊的眼里闪过点什么，又很快暗下去，像燃尽的油灯。

齐达榜没去看行刑。他赶着大车，在工作队当年牺牲的地方停了脚。那里已经长出了绿油油的麦子，风一吹，掀起层层浪。他从怀里掏出那块铁皮，埋进土里，又浇了瓢井水。

“清了。”他对着麦田轻声说，像是在告诉谁，又像是在告诉自己。

老黄狗不知什么时候跟了来，蹲在他脚边，尾巴轻轻扫着他的裤腿。齐达榜摸了摸它的头，从车上取下半个窝头，掰给它。

夕阳把两人一狗的影子拉得老长，和远处的麦浪叠在一起，像是幅没画完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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