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后，其手下的五个军军长结局情况如下：

淮海战役刚开场时，第七兵团的五个军长还有完整的名义。
黄百韬在兵团司令的位置上，下面是第二十五军陈士章、第四十四军王泽浚、第六十三军陈章、第六十四军刘镇湘、第一百军周志道。

一个兵团，五个军，纸面上齐齐整整。到碾庄圩被围住以后，这种整齐很快变得靠不住。军长还能叫军长，可他能调动的路、能收拢的人、能等来的援兵，都被一天天压短。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淮海战役打响。黄百韬兵团从海州、新安镇一带向徐州方向收缩，路上又拖着刚划进来的部队。行军队伍不轻，炮、车、辎重、伤兵、机关人员都要走。徐州方向要它快一点，后面追兵不给它慢一点。到了碾庄，部队还能布成阵地，却已经没法像平时那样转身。军长的权力，原本靠命令往下传；围困一紧，命令先碰到的是断路和缺口。

从十一月七日到二十二日前后，碾庄圩周围越打越小。五个军不再能按各自军部从容运转，各部被压在同一片阵地里。阵地还在报番号，人员却不断被消耗。军部还在，前沿还能回话，可回话本身已经带着坏消息。黄百韬能催各军守住，各军长也能催各师顶住，问题在于守住以后往哪里去。一个军长最怕的并非没有命令，而是命令发出后没有路接住。

这支兵团原本就不轻巧。第二十五军是黄百韬旧部，第六十四军、第一百军带着中央军色彩，第六十三军有粤军旧脉，第四十四军又连着川军系统。平时用一个兵团番号压住，临战时还能看成一块。到了围歼战里，来路不同不再是履历上的差别，而是调度上的难处。谁先走，谁后撤，谁守住路口，谁等援军，都会挤到同一个死结上。

陈章最早被这个口子截断。他任第六十三军军长的时间不长，十月刚上任，十一月便进了淮海战场。第六十三军临到大仗才被塞进黄百韬兵团。战斗结束时，陈章没有活着离开。国民政府后来追赠他陆军上将，名义往上抬了一格，人却已经停在碾庄。军长这个位置，在他那里没有延伸成后半生，只剩一道迟来的追赠。

王泽浚的军长身份没有在战场上立刻断掉，却被另一套处置接过去。他是王缵绪之子，任第四十四军军长。第四十四军从海州方向并入第七兵团，加入得急，退得更难。碾庄败后，王泽浚被俘，长期关押。一九七四年，他病死在北京秦城监狱。一九七四年离一九七五年特赦只隔一年。特赦下达时，他已经不在。战场没有当场收走他，关押岁月收走了他。

刘镇湘等到了一九七五年。第六十四军在碾庄被围后仍抵抗到后段，他本人被俘，随后进入长期改造。一九七五年三月，全部在押战犯获得特赦，共二百九十三人，刘镇湘也在其中。出来以后，他被安排到广西自治区政协秘书处工作。这个落差很实在。过去发军事命令的人，后来换成地方机关里的日常事务；过去一个军的边界，只剩新职务能容纳的范围。

陈士章的路拐得更远。黄百韬升任兵团司令后，第二十五军交到陈士章手里。碾庄垮掉时，他没有留在包围圈内，而是突围离开。可一次突围没有把旧战局甩掉。一九四九年，他在福建被俘，后来也等到一九七五年特赦。获释后，他想去台湾，没有成行，转往美国。一个从碾庄逃出的军长，最终落脚处不在徐州，不在福建，也不在台湾。

周志道看似走得顺一些。他任第一百军军长，从碾庄脱出，后来去了台湾。一九五九年退役，经商，一九八四年在台北病逝。周志道没有被关押二十多年，也没有死在战场，可他的后半生同样被那场败仗改了方向。军长身份带他过了海，到了岛上慢慢退成旧职衔。战场上的番号不再跟着他，跟着他的只是过去那一段身份。

五个军长的去处分开以后，第七兵团的原样就再也拼不回来了。陈章停在追赠里，王泽浚停在秦城，刘镇湘等到特赦，陈士章绕到美国，周志道在台北退下去。这里没有同一种收场。有人被战场立即切断，有人被关押岁月拖住，有人没有获准去台湾，有人被旧阵营收下。碾庄不是替他们写完一份结局表，它只是把他们从同一个军令系统里推出去。

军长原来是一个能压人的称呼。它连着军部、师部、军法、给养、战斗命令。可碾庄以后，这个称呼开始失效。陈章那里，它变成死后追赠；王泽浚那里，它变成关押身份；刘镇湘那里，它被特赦书盖过去；陈士章那里，它被入境不准切断；周志道那里，它在退役之后慢慢变旧。五个人的名字还和第七兵团绑在一起，人的处境却各自散开。

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刘镇湘、陈士章这些仍在押的旧军官走出管理所时，淮海战役已经过去二十六年多。黄百韬兵团早就没有了，第二十五军、第四十四军、第六十三军、第六十四军、第一百军这些番号，也不再按当年的方式存在。

有人已经病死，有人早在台北生活多年，有人刚拿到特赦。碾庄圩的战斗结束很久以后，五个军长仍被那场围困分隔着。

军长的称呼留在纸上，路已经各走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