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上万名政治犯眼看要被集体处决，国民党高官杨兆龙冒死拦下，30年后，这个人死在浙江一间4平米的小屋里，走的时候没几个人知道他做过什么。
 
1949年，南京城里乱哄哄的，国民党眼看撑不住了，保密局的人却在加班加点干活，他们手里有一份厚厚的名单，上面全是各监狱关押的政治犯名字，每个名字旁边都用红笔划了叉。
 
有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有进步学生，还有民主人士，加起来一万多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已经把刑场布置好了，雨花台那边架了机枪，就等上面一声令下。
 
那时候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意思传得很明白，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南京城里监狱不少，老虎桥监狱、中央军人监狱，还有各处看守所，每一间都关得满满当当。
 
狱里的人也察觉出不对，外面炮声越来越近，按说快熬出头了，可越到这时候越危险，历朝历代快灭亡的时候，牢里的政治犯没几个能活下来，不是被带走当人质，就是被直接灭口。
 
杨兆龙那时候是最高法院检察署的代理检察长，他是哈佛法学博士，在司法界名气不小。按说他一个搞法律的，完全可以不管这事，他手里有四张船票，还有哈佛大学的邀请函，去美国当教授也行，跟着撤到台湾也行。
 
可他没走，地下党找到他，跟他谈释放政治犯的事，杨兆龙听完就答应了，这事风险多大，成了是积德，不成就是掉脑袋的罪名，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万多人就这么没了。
 
他先找了司法部部长张知本，两人是老朋友，杨兆龙跟他说，为了表示和谈诚意，应该释放政治犯，张知本就在行政院会议上正式提了出来。
 
会上吵得厉害，何应钦他们都反对，说这时候放政治犯，不是资敌吗，张知本当场就火了，拍桌子说这个部长我不当了，大家一看他来真的，才勉强通过，票数差不了多少。
 
决议通过了，执行还得有人盯，杨兆龙拿着决议去找代总统李宗仁签字，李宗仁那时候想跟共产党和谈，正愁没筹码，一看送上门的好事，当场就签了字。
 
拿到总统手令，杨兆龙立刻动手，他以最高检察署的名义，连夜签发紧急公文，下令南京所有监狱暂停处决，同时给全国十几个省发了电报，要求暂缓执行政治犯的死刑。
 
毛人凤当然不愿意，到嘴的鸭子飞了，可杨兆龙拿的是总统命令，还有行政院决议，毛人凤也不敢明着来，只能暗地里搞小动作。
 
杨兆龙也防着这一手，白天跑各个监狱，亲自盯着释放情况，晚上回家整理名册，生怕漏掉一个人，有一回听说某个监狱半夜要秘密处决一批人，他连夜冒雨赶过去，硬是把人拦了下来。
 
从4月9号开始，南京各监狱的大门陆续打开，政治犯们一批批走出来，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关了好几年，突然就自由了？没人解释，也没人欢送，就这么打开门让你走。
 
到4月23号南京解放的时候，监狱里已经空得差不多了，原来关着上万人，最后剩下没几个，算上全国其他省份释放的，前后一共救了一万多人，这些人里很多后来成了新中国建设的骨干。
 
南京解放后，杨兆龙留在了大陆，先后在东吴大学、复旦大学当教授，教法律课。
 
好日子没过几年，1957年反右，他被划成了右派，他的法学观点受到批判，工资降了，待遇也没了，到1963年，又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抓起来，1971年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一关就是十几年，妻子在他坐牢期间去世了，家里财产也被没收，1975年，中央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71岁的杨兆龙才走出监狱，这时候他身体已经垮了，什么都没剩下。
 
出狱后他无处可去，只能去浙江海宁投奔女儿，女儿家条件也不好，只能挤出一间4平米的小屋给他住，那屋子小得可怜，一张床占了大半地方，角落塞个马桶，连张桌子都放不下，转个身都费劲。
 
他就在这小屋里住着，每个月靠文史馆发的几十块钱生活费过日子，以前的同事、学生，很少有人来看他，他也很少提当年的事，好像救过一万多人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
 
1977年，他得了脑血栓，右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话也说不出来。一个曾经能制定法律、能在法庭上滔滔不绝的法学家，最后连自己的身体都管不了，只能躺在床上熬日子。
 
1979年4月1号，他突发脑溢血，当天就走了，享年75岁，死的时候身边没几个人，也没什么像样的葬礼，就这么安安静静走了，跟他当年轰轰烈烈救人完全是两回事。
 
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杨兆龙无罪，恢复名誉，发还家产，复旦大学也给他平了反，撤销了右派的帽子，可人已经走了，平反晚了一年。
 
杨兆龙这一辈子，前半生风光，哈佛博士，司法高官，救过一万多人，后半生坎坷，坐牢，流放，住4平米小屋，最后悄无声息走了，很多被他救过的人，到死都不知道当年是谁把他们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这件事过去这么多年，知道的人不多，但历史不会忘记，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救了上万人的命，哪怕他自己后来受了再多苦，这件事的价值也不会被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