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原中组部副部长高淑兰，阻碍平反工作，被中央免去职务，调回北京二七机车厂重新当工人，从副部级干部变回普通工人，这个35岁的女人再也没有起来了...
 
高淑兰是天津人，1942年出生，家里穷，小时候连窝头都得数着吃，1958年，16岁的她进了北京二七机车厂当工人，这厂子是二七大罢工的发源地，在当年是工人心里的圣地。
 
进了厂，她被分到装配车间，全是铁家伙，又脏又累，男工都光着膀子干，她一个小姑娘也不嫌累，别人下班就走，她留在车间琢磨图纸，拿废零件练手，手上的茧子比男工还厚，砂纸磨都不觉得疼。
 
1969年，她当上了车间副连长，后来又升了连长，那时候厂里搞运动，车间这一级就叫连，她干活是把好手，管几百号人也能镇得住场子。
 
1972年，30岁的高淑兰成了车间党支部书记，这是厂里最年轻的女干部，二七厂要试制内燃机车，这是技术活也是政治任务，她带着一帮女工连着加班一个月，把电缆布线这个难题啃下来了，为测一个数据，能在机器旁边蹲一宿。
 
1973年，她当上了厂工会副主任，年底又升了厂党委副书记，同年党的十大召开，她作为工人代表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那天厂里开庆功会，机床旁边挂着大红横幅，锣鼓敲得震天响，她站在台上，脸被灯光照得通红。
 
1975年，33岁的高淑兰被调到共青团北京市委，板凳还没坐热，调令又来了，直接进了中组部，当核心小组副组长，中组部是管干部的地方，权力大得很，一个工人出身的女干部，能进这个门，在当年算是破天荒了。
 
1976年10月，举国欢腾，但也百废待兴，有的关了牛棚，有的下了干校，有的一家老小被赶到农村，大家都盼着能翻案，能恢复名誉。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高淑兰被正式任命为中组部副部长，协助部长主持日常工作，这时候她才34岁，手里握着成千上万人的政治生命，按理说她自己是苦出身，应该最同情那些受委屈的人，可事实恰恰相反。
 
高淑兰经常把"程序"两个字挂在嘴边，她说有些案子是上级批准的，有红头文件，现在轻易推翻，不是乱了章法吗，以后还怎么管干部，下属拿平反草案请她签字，她翻两页就扔回去，说证据不足，再查。
 
"再查"两个字，就是无底洞，那时候查证据，很多证人都被打散了，有的死了，有的还在农村回不来，这一拖就是一年半载，对那些急着要结论、急着恢复工作的老干部来说，跟无期徒刑没什么两样。
 
1977年，人民日报点名批评那种"推、拖、抗"的作风，可高淑兰就像没看见一样，这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好几位老同志直接走到她跟前问，某某的案子拖半年了，到底办不办。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就一句话，按程序办理，请耐心等待，"耐心等待"这四个字，成了她的口头禅，也成了老干部们最恨的四个字，中组部门口天天围着好几百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戴着黑纱，手里都攥着申诉材料。
 
有位头发花白的老将军，拄着拐杖在风里站了三个钟头，轮到他递材料的时候，手都冻僵了，解公文包的扣子解了半天，他说，我不怕死，就怕带着骂名进棺材，这案子要是再不查，我闭不上眼啊。
 
积压的案子像山一样高，民愤也像火一样烧起来了，这把火终于烧到了中央高层，邓小平说，中组部是管人的，现在人都管不好，冤案遍地，这像什么话，必须调整，要找敢下油锅的人去主持工作，不要怕得罪人。
 
陈云也说，有些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过去，怕这怕那，就是不怕老百姓戳脊梁骨，1977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专门研究中组部的人事问题，会议决定很干脆，高淑兰不适合继续留在中组部领导岗位上，免职，调回原单位北京二七机车厂。
 
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高淑兰同时被免去副部长职务，这个决定一下来，中组部大楼里像过年一样，好多被积压的材料，连夜被翻出来，连夜盖章，连夜发出去。
 
高淑兰走的那天，没什么欢送仪式，她抱着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茶杯、笔记本，还有那枚党徽，走廊里有人看见她，以前见面叫高部长，现在都低头假装没看见，或者匆匆走过。
 
她回到了二七厂，这回不是当年那个光荣归来的劳模了，而是一个犯了错误被退回来的干部，厂里老工人看见她，心情很复杂，当年她是大家的骄傲，带着大家搞技术革新，现在她回来了，虽然还是厂里的干部，但大家都能感觉到那种疏离感。
 
高淑兰被安排在住宅环卫处，后来又去了医院党支部，再后来是家属管理委员会，都是些边缘部门，管管卫生，管管家属纠纷，管管计划生育，她在这些岗位上，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