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8岁的邓玉芬坐在窝棚门口，她先后把6个儿子送去参军，却接连接到阵亡通知，眼睛都哭瞎了，这天门外突然传来一声熟悉的"娘"，老人整个人僵住了！
 
邓玉芬1891年生在密云水泉峪村，从小家里穷，没读过书，长大嫁到张家坟村，丈夫叫任宗武，也是种地的，夫妻俩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租种地主的地过日子，后来他们生了6个儿子，日子虽然苦，但人丁兴旺。
 
1933年，日本人打到了长城边上，邓玉芬的家乡被划进了伪满洲国，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见了日本人还得行礼，稍有不从就是打骂，日本人还逼着孩子学日语，不让说自己是中国人，邓玉芬心里气，跟儿子们说：咱是中国人，到死不能忘本。
 
1940年，八路军来了密云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邓玉芬听了八路军讲的道理，她跟丈夫商量：咱没钱没枪，但咱有人，打鬼子这事不能含糊，让儿子们去吧，就这样，大儿子永全、二儿子永水第一批参加了白河游击队。
 
没过多久，三儿子永兴受不了财主的欺压跑回了家，邓玉芬知道游击队正缺人，二话没说又把老三送去了部队，三个儿子都走了，她托人捎话，别惦记家里，安心打鬼子，1941年，斗争形势更严峻了，她又叫丈夫把在外扛活的四儿子、五儿子找回来，参加了村里的抗日自卫军。
 
1942年春天，坏消息第一次传来，丈夫带着四儿子、五儿子回山里种地，碰上了日军偷袭，丈夫和五儿子当场就没了，四儿子被抓走了，一夜之间，家里三个男人死的死抓的抓。邓玉芬哭得死去活来，但没垮，亲友劝她别回山了，太危险，她摇摇头说：姓任的杀不绝，跟鬼子拼了。
 
这年秋天，又一个噩耗传来，大儿子永全在盘山战斗中牺牲了，转过年来夏天，被抓走的四儿子永合死在了鞍山监狱，同年秋天，二儿子永水打仗受了伤，回家养伤，因为没药治，伤情越来越重，最后也没了，短短两年多，四个儿子加丈夫，五个亲人没了。
 
邓玉芬没倒下，她把家变成了八路军的落脚点和伤员的休养所，干部战士来了，就像到了自己家，她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伺候伤病员，家里吃粗糠野菜，省下来的粮食都给了八路军，她还养了几只老母鸡，下的蛋全给伤员补身体，自己的小儿子一口都捞不着。
 
1944年春天，日伪军进山扫荡，一连搜了七天七夜，邓玉芬背着刚满7岁的小七躲在山洞里，孩子生病，又饿又难受，哭个不停，旁边山洞里还藏着干部和乡亲，被敌人发现就全完了，邓玉芬没办法，用棉絮堵住孩子的嘴，等敌人走了，孩子已经憋得快没气了，最后连病带饿死在了娘怀里。
 
1945年，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邓玉芬流着泪告慰地下的丈夫和儿子们，咱们赢了，可太平日子没过几天，1946年内战又打起来了，邓玉芬又做了个决定，送六儿子永恩参加县支队，送完儿子她又后悔，身边就剩这一个儿子了，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第二天她跑到部队想把六儿子领回来，可到了一看，那么多战士，哪个不是娘养的，都不上战场，谁来保卫胜利果实，她又把话咽回去了，叮嘱六儿子，记住你爸和你哥是怎么死的，好好打仗，立了功回来见妈，1948年，六儿子永恩在攻打黄坨子据点时牺牲了。
 
到这时候，丈夫和六个儿子都没了，三儿子永兴一直没有消息，大家都说肯定也牺牲了，邓玉芬的眼睛哭得越来越差，到后来几乎看不清东西了，她一个人住在猪头岭的窝棚里，哪儿也不去，就守着这片山，政府要给她安排住处，她谢绝了，说要守着亲人待过的地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村里家家户户欢天喜地，很多参军的孩子都回来了。邓玉芬家还是冷冷清清的，这天她正坐在窝棚门口，忽然听见山路上有脚步声，越来越近，紧接着，一个声音传过来，就两个字——娘。
 
邓玉芬浑身猛地一抖，手里的拐杖都掉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是听错了，那声音又响了一声，娘，是我，永兴。邓玉芬嘴唇哆嗦着，伸手往前摸，一双粗糙的大手握住了她的手，贴在脸上，是老三，是永兴，他活着回来了。
 
原来三儿子永兴在战斗中受了重伤，昏迷过去，被当地老乡救了，等他伤养好，部队已经转移了，跟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一路打听，一路找，找了好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他才辗转找到家乡，终于回来了。
 
邓玉芬摸着儿子的脸，从额头摸到下巴，一遍又一遍，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说不出话来，6个儿子出去，总算回来了一个，这些年的盼头，终于落了地。
 
邓玉芬1970年去世，享年79岁，她这一生，把丈夫和6个儿子都送上了战场，为国家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当地老百姓都叫她"当代佘太君"，2014年，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还专门提到了这位英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