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子去看歌剧时，期间见歌剧已经开幕，身边的一名大妈仍在与朋友说话，便转头、将手挡在嘴前朝大妈“嘘”了一声。谁料，20多分钟后，大妈声称自己的耳朵不适，并认为是女子朝自己“嘘”造成的，要求女子带自己去医院，因遭女子拒绝，先是报警，而后又将女子告上法庭，要求女子赔偿7.5万余元损失。法院这样判！

那天晚上，下班后的倪某特意买了一张歌剧票，想给自己放松一下。剧院里灯光渐渐暗下，随着最后一遍提示音响起，观众纷纷安静下来，舞台上的演员缓缓登场，悠扬的音乐在剧场中回荡。

倪某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正准备沉浸式欣赏演出，却发现坐在身旁的一位大妈仍然和同行朋友有说有笑，声音虽然不算特别大，但在安静的剧院里却显得格外明显。

附近不少观众都忍不住朝她们看去，却没人出声提醒。

倪某犹豫了一下，担心直接说话会影响更多观众，便轻轻转过头，将手挡在嘴边，小声朝大妈发出了一声“嘘”，示意对方保持安静。

大妈当时没有回应，和朋友停止了交谈，剧院也重新恢复了安静。

倪某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二十多分钟后，剧情正演到高潮，大妈却突然捂着耳朵，一脸痛苦地转过头，对倪某说：“你刚才那一声，把我耳朵震坏了！”

倪某愣住了，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

可大妈越说越激动，坚持认为倪某发出的“嘘”声尖锐刺耳，穿透力极强，导致自己耳朵一直嗡嗡作响，现在已经出现耳鸣、头晕等症状。

倪某解释：“我只是正常提醒您安静，不可能把耳朵震坏。”

谁知，大妈根本不听，坚持要求倪某陪自己去医院检查，还表示检查费、误工费都要由倪某承担。
倪某觉得事情越来越离谱，当场拒绝。

演出结束后，她准备离开剧院，大妈却一把拉住她，不让她离开，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民警赶到现场后，双方各执一词。

大妈反复强调，是倪某故意朝着自己的耳朵发出巨大“嘘”声，导致自己身体受到伤害。

倪某则表示，当时自己只是礼貌提醒，对方说话影响演出，全场很多观众都能证明，而且双方距离并不近，所谓“一声嘘震伤耳朵”根本没有依据。

在民警协调下，大妈还是坚持前往医院检查。

医院随后进行了相关检查，但检查结果显示，大妈并没有发现明显异常，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耳部不适与倪某当时发出的“嘘”声存在因果关系。

当晚，在派出所调解室里，民警耐心劝说双方。

考虑到事情继续闹下去没有意义，倪某虽然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但还是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当场向大妈表达了歉意，希望双方各退一步。

大妈最终也表示接受道歉，同意不再追究。

双方随后签署了调解和解协议。

仅仅过了几天，她却突然收到法院寄来的起诉材料。

原来，大妈又将她告上了法庭。

这一次，大妈提出了七万五千余元的赔偿请求，包括医疗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等多项费用。

更令人意外的是，大妈推翻了此前签署的和解协议。

她在诉状中表示，当天签协议时已经很晚了，自己检查完身体后十分疲惫，整个人昏昏沉沉；

民警一直催促签字，而且协议内容没有认真阅读，甚至认为有人遮挡了协议内容，因此自己并不知道签的是调解协议。

大妈认为，自己是在没有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署协议，因此该协议应属无效。

与此同时，她依旧坚持认为自己的耳部不适就是倪某那一声“嘘”造成的。

法院审查认为，从现场情况以及双方签字过程来看，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存在欺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等法定情形。

本案中，医院检查结果未显示明显损伤，大妈也未能提供医学鉴定、专家意见等证据证明耳部不适系倪某发出“嘘”声直接导致。

相反，根据剧院环境、双方距离以及当时的客观情况，倪某只是出于维护剧场秩序作出的正常提醒，其行为本身并无明显违法性。

对于七万五千余元的赔偿请求，大妈同样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各项损失已经实际发生，或与倪某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最终，法院依法认定，大妈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要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以及要求倪某承担赔偿责任，均不能成立。

法院依法驳回了大妈的全部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