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子参军全“阵亡”，58岁母亲哭瞎双眼认命“绝户”，1949年门外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一声“娘”喊得这位老人浑身发抖。

主要信源：（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政府——英雄母亲邓玉芬）

邓玉芬生于1891年，是密云水泉峪村人。

一生与土地、饥饿、寒冷为伴。

嫁给张家坟村的任宗武后，两口子租种地主薄田，住借来的破屋，吃掺糠菜的糊糊。

七个儿子接连出生，带来人气，也压沉了生计。

她性子倔，总信“手脚勤快就能喂饱七张嘴”，天不亮下地，天黑透才归；丈夫常年在外帮工砍柴，两人像不知疲倦的牛，拉着家往前挪。

那时最大的念想，不过是攒钱盖两间房，给儿子们娶媳妇，守着薄田热热闹闹过一辈子。

1933年春，长城古北口的炮声碎了这个梦。

长城抗战失利，密云北部划入伪满洲国。

日军苛捐杂税不算，更要推行奴化教育：学堂里逼孩子学日语、唱日本歌，反复灌输“你们是满洲国人”。

邓玉芬不识字，却认死理，把儿子们叫到跟前：“咱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祖宗。”

为这句承诺，她带全家躲进更深的猪头岭。

荒无人烟处，他们在乱石滩开荒种耐寒庄稼，住临时窝棚，冬灌寒风，夏遭蚊虫。

即便如此，她也绝不让孩子学“满洲国”的课文。

1940年，八路军来了。

这支队伍不抢粮、不打人，反倒帮百姓挑水修屋，讲“抗日救国”的道理。

邓玉芬第一次懂了“国”与“家”的关系：没有国，哪来的家？

那年6月，八路军十团参谋李瑞徵组织游击队，她和丈夫商量一夜：家里穷，拿不出钱粮，但有人。

于是，大儿子任永全、二儿子任永水成了第一批白河游击队战士。

同年9月，三儿子任永兴受不了财主欺压跑回家，邓玉芬没留，次日一早又送他进了游击队。

邻居劝她留个儿子养老，她答：“不都上战场，谁打鬼子？”

送走三子后，她的家成了八路军“后勤站”。

伤员抬进来，她烧热水擦伤口，把仅有的小米熬成粥，一勺勺喂进伤员嘴里；养的几只母鸡下的蛋，一个舍不得给自家孩子，全攒着给伤员补身子。

丈夫任宗武凭着对山路的熟稔，给八路军运粮送情报。

1941年秋，日军推行“三光”政策，她家的窝棚被烧了又搭，搭了又烧。

绝境中，她又把在外扛活的四儿子任永合、五儿子任永安叫回，送入自卫军模范队。

至此，家里九个男人，除幼小的六儿子、七儿子，全部投身抗战。

灾难自1942年接踵而至。

春，任宗武带四子、五子回山播种，遇日军偷袭。

任宗武与五子永安当场牺牲，四子永合被俘，后在狱中受酷刑而死。

邓玉芬闻噩耗昏死，醒来未哭天抢地，只拉起六子永恩和七子，回到猪头岭废墟，对劝她搬离的亲戚说：“姓任的杀不绝。”

可坏消息仍如催命符：大儿子永全在保卫盘山根据地时牺牲；二儿子永水重伤回家，缺医少药，炕上拖了几天咽气。

短短一年多，丈夫与四子离世，邓玉芬的眼睛，便是在无数个流泪的夜里慢慢哭瞎的。

最痛的伤在1944年春。

日军扫荡，邓玉芬背着刚满7岁的小七躲进山洞，洞里还藏着几十乡亲。

小七发高烧，又饿又渴，昏睡中哭闹起来。

洞外日军脚步声渐近，一旦哭声引敌，洞里几十人都要没命。

邓玉芬颤抖着手，从破棉袄扯出一团棉絮，塞进小儿子嘴里。

日军走后，她慌忙掏出棉絮，孩子小脸已憋得紫黑，当夜便断了气，这孩子连大名都没来得及取。

为护更多人，这位母亲亲手扼杀了亲生骨肉的生机，那份痛，足以撕裂任何灵魂。

1945年日本投降，邓玉芬摸索着走到亲人坟前，告慰胜利。

可和平未久，1946年内战爆发，身边只剩六子永恩。

少年亲眼见父兄倒下，执意参军。

邓玉芬再次送子，只叮嘱：“记住你爸你哥是咋死的，好好打仗。”

1948年，六子永恩在攻打黄坨子据点时牺牲，最后一张阵亡通知书送达时，她彻底崩溃，哭喊着要儿子，却在无尽黑暗中陷入绝望。

1949年秋，当那个满身战火痕迹的身影跌跌撞撞扑到窝棚前，喊出“娘”时，邓玉芬的世界瞬间亮了，是她以为早已牺牲的三儿子任永兴。

原来，他战斗中失散，被老乡救下养伤，伤愈后辗转归队，历经生死终得归来。

邓玉芬枯瘦的手颤抖着摸过儿子的脸，从眉骨到脸颊，确认那道熟悉疤痕后，积压十年的悲痛化作嚎啕。

七个儿子，总算还剩一个，对这饱经磨难的母亲而言，已是老天最大的恩赐。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查实任家牺牲，定邓玉芬为特等烈属。

各级领导带着慰问品看望，要给她盖新房、安排专人照料，她都婉拒：“我还能劳动，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她依旧住在猪头岭，守着埋葬亲人的土地。

1970年2月5日，农历除夕，79岁的邓玉芬安详离世。

临终前，她嘱咐：“别把我埋在深山里，把我埋在大路边，我要看着十团的孩子们回来。”

风过猪头岭，至今似有回响。

那位总朝村口偏着头的母亲，终究等到了她盼了一辈子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