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底,提干失败的解放军阎连科办好退伍证后回了老家嵩县。就在火车要开的前几分钟,突然,站台上飞驰过来一辆北京吉普,团长从吉普车上下来,大声喊着:“阎连科在哪儿?阎连科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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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这辈子差点就折在1981年冬天那个站台上。
他生在河南嵩县田湖镇,家里六口人,粮食从来不够吃。
放学回家得割猪草、放牛,冬天跟二姐去拉煤,五百斤的煤车压得姐弟俩走几步就得歇一阵。
二姐那时候总跟他说,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娃,得走出去,别一辈子困在这地里。
他没别的出路,高考落了榜。
姐姐常年卧床,床头堆了些书,他没事就翻,翻到一本张抗抗的《分界线》,忽然觉得写小说兴许是条路。
他试着写了本三十万字的《山乡血火》,没人当回事,大半本还被母亲扯去引了灶火。
1978年他报名参军,走之前天没亮就去跟父亲道别,父亲卧病在床,攥着他的手让他好好干。
他踩着残雪去了济南军区。
新兵连第一天,连长让大家上黑板写名字,他写的新魏体工整好看,连长直接把他调去出黑板报、写材料。
后来他又去了师部图书室,没事就泡在里面啃托尔斯泰的书,有灵感就写两句。
1979年边境打仗,他枪法好,本来要上前线,刚好武汉军区办了个小说培训班,指导员推荐他去了。
学了一个月回来,他写了篇三千多字的《天麻的故事》,登在报纸上,拿了8块钱稿费。
2块钱买了烟糖分给战友,剩下6块加上三个月津贴一共20块钱,全寄回家给父亲买药。
凭写东西的本事,他立了两次三等功,按规矩能提干。
可赶上部队精兵简政,提干名额卡得严,他的名额黄了。
1981年底,他办了退伍,揣着117块钱和120斤粮票到了济南火车站,准备回河南老家。
火车还没开,站台上来辆吉普车,团长跳下来满站台找他。
他赶紧跳下车,团长说军区分了三十个文化骨干的提干名额,给他留了一个,让他回去跟家里商量,半个月内赶回来。
他愣了半天,还是上了火车。
到家跟家里人一说,父亲病着,母亲想让他留,姐夫劝他别犯傻,说提干了不光自己有出路,家里也能跟着宽裕。
他琢磨了几天,卖了家里一头猪,把钱退给部队补回退伍费,赶在期限内回去。
1982年他正式提了干。
他之前写过个独幕剧叫《二挂鞭》,在北京拿了奖,这也是团长追到车站留他的原因。
提干后他更有时间写东西,1985年有个中篇在《昆仑》上发了,杂志社寄了800块线稿费。
母亲拿着杂志翻来覆去地看,说写这点东西比种一年地赚得多,让他就干这个。
后来他去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班进修,那段时间天天趴桌上写。
腰和颈椎都坏了,严重时动不了,吃饭得妻子喂。
他找了厂家定制了把半躺的写作椅,半躺着写。
那几年他写了《黄金洞》《年月日》《日光流年》这些作品。
2003年的《受活》拿了老舍文学奖。
2004年他去录了个节目,节目播完第二天就接到部队通知,说部队不适合他,让他退伍。
他在部队待了二十六年,忽然就这么走了,创作也卡了壳,七八年只写了两本书。
后来他去了北京西南的花乡森林公园,觉着那地方舒服,借钱在里头盘了块地,起名叫711号园。
他在里面种东西、看蚂蚁、采蘑菇,晚上听着虫鸣睡觉。
之前憋着的劲儿松了,灵感也回来了,住那些年写了五本书,其中《四书》拿了卡夫卡文学奖。
他现在六十多了,还说只要拿得动笔就一直写。
当初站台上那117块钱要是真揣回了村,这世上可能就多了个村干部,少了个拿国际奖的作家。
团长追过来的那一嗓子,把他这辈子拽到了另一条道上。
说起来,他这辈子跟写作的缘分,从一开始就不是冲着什么文学理想去的,就是想活得好一点。
小时候吃不饱饭,当兵是为了找出路,写东西也是为了能提干、能拿稿费给父亲买药。
可写着写着,这条路就越走越远,远到他当初根本不敢想。
从8块钱稿费到800,再到后来拿国际奖,每一步都是被逼着往前走,也是自己硬着头皮扛下来的。
写《受活》那阵子他腰疼得坐不住,趴在特制的椅子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磨。
稿纸上全是汗渍,可他没想过停,因为他知道,除了写,他也没有别的路能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