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陈赓费尽周折，找到了一名30多岁的女子，紧紧握住女子的手说：“要不是你，我陈赓早就死在会昌了。我这辈子为人民做的所有事，都应该算你一份功劳。”

主要信源：（人民网——挥师南下：会昌这边风景独好【3】）

1927年8月，南昌起义的队伍南下广东。

走到江西会昌的时候，跟国民党钱大钧的四个团撞上。

会昌战役一打响，陈赓带着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冲在最前面。

子弹快打光了，人也越打越少，他左腿连中三枪，腿骨断了，血把白衬衫染得通红。

他怕被俘后军官身份暴露活不成，赶紧把军官制服脱了扔进水沟。

只穿白衬衫和短裤爬到干沟里装死，可失血太多，没撑多久就昏了过去。

杨庆兰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的学员，南昌起义前被抽调到队伍里做后勤救护。

会昌战场上她跟着担架队在阵地后面搜伤员。

中途碰上敌军伏击，队员被打散，她没撤，一个人顺着水沟边继续找。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她看见草丛里露着半截白衬衫角，扒开一看是个重伤员，满脸是血，胸口还有微弱起伏。

她认出这是之前在师部见过的陈营长。

二话不说掏出绷带把伤口上方扎紧止血，蹲下身把人背起来就走。

她个子不高，陈赓是成年男人，背起来沉得往下坠。

那段路全是弹坑湿泥和荆棘，她走得很慢，后背的衬衫很快被汗和陈赓腿上的血浸透。

胳膊被荆棘划了好几道口子也没停，硬撑着走了三里地到临时救护所。

把人交给医护后，她只说了句伤得重要赶紧处理，又转身出去找别的伤员。

陈赓醒的时候问是谁送他来的，医护说是个年轻女兵，刚走。

他连名字都没来得及问，部队转移的号令就响了，他被抬上担架跟着走，就这么错过。

之后两人走了两条不同的路。

陈赓的腿保住了，但伤太重没法跟部队走，组织送他去上海治伤，后来进了中央特科做地下工作。

他一直记着那个背他的女兵，托人打听了好几次，战乱年代人流动大，始终没消息。

杨庆兰那边，会昌战后朱德带着一部在三河坝打阻击。

打完觉得女兵在游击战里不方便，就让所有女同志集合，由杨庆兰带着女扮男装往武汉找党组织。

她带着十几个女兵换男装走了半个多月到武汉，接上头后组织看她心思细应变强，分到了情报部门。

后来也调去上海，进了特科的保卫组，和陈赓一个系统，但之前没碰过面。

1930年前后的一天，陈赓在上海弄堂里接头，远远看见对面走来个女同志。

走路的步子和当年救护所门口的背影很像，仔细一看脸，过了几年还是能认出来。

谁能想到，当年炮火里匆匆见一面的人，居然在上海弄堂里，在秘密战线最核心的地方碰上。

陈赓拉着她的手连声道谢，说找了好几年都没下落，杨庆兰笑着说那时候只顾着往前背，哪知道背的是谁。

杨庆兰进特科后，心思细会应变，被安排做周恩来的随身保卫。

周恩来外出时她装成女友挽着走，邓颖超外出时她装成妹妹贴身跟着。

活动路线、交通点安排、秘密会议安保也常交给她做，从来没出过差错。

她和周恩来的秘书黄玠然有了感情后，周恩来亲自给他们办了个简单婚礼。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特科人员大批转移，杨庆兰和黄玠然去了苏区。

抗战时她在太行山根据地当卫生队长，带着医护队在火线救伤员。

后来又做过根据地幼儿园的园长，照顾前线指挥员的子女，建国后到了北京。1992年去世。

陈赓的腿伤落了一辈子病根，走路有点瘸。

后来走完长征，打抗日打解放，1955年授大将军衔，当过哈军工院长，1961年因病在上海去世。

当年会昌那道水沟边，一个姑娘背着个重伤的营长走了三里地，没留名字就走了。

几年后两人在上海弄堂里重逢，才知道彼此都是特科的人。

战场上那一背，背的不只是一条命，也把两个人的路背到了一起。

陈赓后来多次跟身边人提起会昌的事，说要不是那个女兵，自己早就交代在那条水沟里。

可他说不出她的名字，只知道是个穿灰布军装的女学生。

直到在上海认出杨庆兰，这个在心里搁了好几年的疙瘩才算解开。

而杨庆兰也从没把这事挂在嘴上，在她看来，战场上背伤员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值得念叨。

可正是这种不念叨，让那次救援显得更重。

她不觉得那是恩情，只觉得是分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