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周总理发话，要把罗世文、车耀先当初怎么落网的查个水落石出。办案的把涉事凶手捞得七七八八，就差一个死活摸不着影。熬了两年才透出信儿——这主儿没跑远，正猫在南通当老师呢，差点就这么混过去。

这个落网的男人，曾是中统四川调统室的核心干将。他并非目不识丁的草莽，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他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乱世之中，书本换不来真金白银，只有权力才能吃人。

他投靠了国民党中统局，干起了特务勾当。他不爱动枪，觉得那是粗人干的活。他最擅长的是伪装和算计。

在档案堆和监视点里，他摸爬滚打。他发现靠出卖和构陷，晋升的速度比在战场上拼命快得多。

骨子里的阴狠与谨慎，让他成了抓捕共产党的行家里手。他不求名声在外，只求在幕后操纵生死。

这种“毒蛇”般的性格，为后来的成都血案埋下了伏笔。1940年，抗战正酣，国民党却在后方举起了屠刀。

罗世文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车耀先则以“努力餐”老板的身份作掩护。这两人成了中统的眼中钉。

直接抓人借口不足，他开始设局。当年三月，成都米价暴涨，饥民满街。他敏锐地嗅到了血腥味。

他将手下召集进密室，下达了指令。“派人混进饥民里，带头砸米店。把水搅浑，全推到共产党头上。”

诱导下的“抢米事件”瞬间爆发。成都全城大乱，国民党顺理成章地宣布戒严，收网的时刻到了。

3月18日深夜，他亲自带队推开了“努力餐”的大门。车耀先正盘算着账目，抬头看了他一眼。

“车老板，买卖挺红火啊。”他皮笑肉不笑地凑上前。

“长官深夜造访，想吃点什么？”车耀先不动声色。

“吃你的命。带走！”他猛地拔出配枪，重重拍在桌上。

同一夜，罗世文也在秘密住所被他布下的暗探抓获。两人被押解至重庆，最终双双惨死在松林坡。

踩着烈士的鲜血，他拿到了丰厚的赏金和长官的嘉奖。但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行事越发低调隐蔽。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军统和中统的头目纷纷逃往台湾。他看着混乱的局势，退缩了。

他生性多疑，深知逃亡路上凶多吉少。一旦被抓，就是死路一条。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就地潜伏。

凭着知识分子的底子，他伪造了学历档案。一路向东逃窜，最终改头换面，潜入了江苏南通。

拿起粉笔，他站在了中学的讲台上。脱下中山装，换上旧长衫。嗜血的特务硬生生演成了斯文教书匠。

他从不与人争执，连大声说话都刻意回避。几年下来，周围人只当他是个老实本分的普通老师。

他以为能靠这身皮瞒天过海，安度晚年。但他低估了共和国追查血债的决心，更低估了周总理的记忆。

1953年的追查令，犹如一张天罗地网。公安干警顺藤摸瓜，从海量历史档案中揪出了他的蛛丝马迹。

经过两年的秘密摸排，线索终于对上了号。1955年的一天，便衣公安走进了南通的那所中学。

办公室门被推开。“老师，你的课上完了。”领头的公安亮出证件，冷冷地看着他。

手里的红墨水瓶“啪”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没有反抗，只是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伪装被彻底撕破。欠下的人命债，终究要在刑场上用命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