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能把各路“山头”捏成一团？杨尚昆晚年一句话点透。杨尚昆晚年在回顾党的历史时，曾说过一句非常实在的话：我们党内人员来源广，不同时期形成的力量多，真正能把大家拢到一起的，只有毛泽东同志。
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
表面看，这是两支主力终于碰到了一起；真正摆到桌面上的，却是一个更难的问题：两支队伍人数不同、经历不同、指挥习惯不同，接下来到底听谁的，往哪里走？这种难题并不是会师后才突然出现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各地武装力量被迫分散突围。有人上井冈山，有人转入鄂豫皖，有人在湘鄂西坚持，也有人留在陕北和南方各地打游击。
交通断裂，消息不通，一支队伍有时几个月都接不到上级指示，只能靠自己判断敌情、筹粮、扩军和作战。时间久了，每块根据地都形成了自己的干部班子，每支红军也有熟悉的打法和传统。
战士信任共同出生入死的老领导，这很正常。后来人们所说的“山头”，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形成的。
它起初不是谁故意划圈子，而是长期分散作战留下的组织痕迹。可等到各路力量逐渐会合，原先能够帮助队伍生存的内部凝聚力，也可能成为统一行动的阻力。
一个命令发下去，有人先考虑全局，也有人习惯从本部队的处境出发。干部怎么安排，兵力怎么调动，哪一路承担最艰苦的任务，处理得稍有偏差，就容易产生隔阂。
毛泽东解决这个问题，没有采用简单的“打散重来”。老部队的历史不能抹掉，老干部的贡献也不能否认。
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把对原有队伍的感情，放到党的共同目标之下。过去属于哪支红军可以记住，但不能把它变成分配职位和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领导逐步在军事和政治实践中形成威信。这个威信不是靠一句命令建立的，而是靠一次次判断能否让队伍走出险境。
四渡赤水、摆脱围追堵截、北上到达陕北，这些结果让许多干部看到，统一指挥不是为了压住哪一支队伍，而是为了让整个革命力量活下来。1935年张国焘另立中央，红军内部一度出现严重分裂。
中央反对的是分裂行动，却没有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一并推开。对普通官兵，继续团结；对愿意改正错误的干部，仍然安排工作。
这种处理办法把责任分清了，也保住了大批经过战争考验的骨干。徐向前后来受到重用，就是很清楚的例子。
他长期担任红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却没有因为这段经历被排斥。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又带病指挥临汾、晋中和太原等重要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总参谋长、防务部门负责人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这背后传递的信号很明确：评价一个干部，不能只盯着他从哪里来，还要看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怎么选择，在困难任务面前能不能顶上去。
只要忠于共同事业，有能力，也愿意顾全大局，就有继续担当重任的机会。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
贺龙来自红二方面军，刘伯承、徐向前等人有红四方面军经历，陈毅、粟裕长期坚持南方斗争，聂荣臻、罗荣桓又有不同的工作轨迹。到了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干部被放到不同地区和岗位上，彼此配合，而不是各守原来的圈子。
王震的经历也能说明用人的尺度。他来自湘赣苏区和红六军团，后来属于红二方面军系统。
抗战时期，他率三五九旅开展南泥湾大生产；解放战争后期，又随军进军新疆。任务艰苦、距离遥远、情况复杂，但中央看重的是他能执行、敢负责，而不是他原来属于哪一路。
除了用人，思想上的统一同样重要。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并不只是整顿文风和学风，更重要的是让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部队的干部，在基本路线和组织原则上形成共同认识。
没有这个过程，各支力量即使暂时站在一起，也可能在重大问题上各说各话。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团结已经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落实到人事安排和组织制度中。
中央委员会的构成注意吸收各方面代表，对不同历史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也作了统筹考虑。这样做不是平均分位置，而是让大家明白，党属于全体党员，不属于某一支部队或某一个根据地。
毛泽东并不是假装差别不存在，而是先承认差别，再通过共同目标、公道用人、思想教育和统一纪律，让旧有界限逐渐失去作用。这种团结也不是毫无原则的迁就。
涉及路线和组织分裂时，必须明确是非；对广大干部战士，又不能搞简单牵连。把错误处理清楚，把能够团结的人留下，把有能力的人继续用起来，才不会因为解决一个问题，又制造出更大的裂缝。
毛泽东能把各路力量拢成一体，最重要的并非个人关系处理得圆滑，而是让不同队伍相信，统一之后不会抹掉他们的贡献，也不会按亲疏决定前途。大家最后服从的，是一套能够带来胜利、又相对公正的办法。
历史形成的“山头”没有被粗暴砸碎，而是在共同战斗、共同学习和共同承担责任中，慢慢融进了一个更大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