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去世前一日说出的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主要信源：（人民网——纪念邓颖超逝世21年 临终前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啥？）

1992年7月11日清早北京下了点小雨。

北京医院的护士推门进去的时候，床上那位老人已经没了呼吸。

邓颖超走了，88岁，干革命整七十年，临终前攒的最后力气只够吐出两个字，李鹏。

李鹏是革命烈士李硕勋的儿子，打小没了爹妈。

邓颖超和周恩来一直照看着他长大，这名字是她临走时心里最放不下的人。

她这一辈子，最戳人心窝子的事，是两次失去孩子。

1925年她头一回怀孕，那会周恩来正带队去东征，她在广州忙妇女工作，俩人都脱不开身。

她没跟丈夫商量，自己吃了打胎药，药劲太猛，差点把命搭进去。

周恩来事后知道发了火，可那年代搞革命的人就是这么个处境，小家的事永远得给大事让路。

到1927年她又怀上一个，这回两口子商量好要留着，结果赶上四一二政变。

广州城里风声鹤唳，她难产三天三夜，医生用产钳把孩子硬拽出来，伤得太重，没几天就没了。

她自己也落下病根，产后没几天就得躲追捕，和周恩来挤船逃去上海，海上颠簸好些天，身子彻底垮了，再也怀不上。

打那以后，她就把所有当妈的心思都搁在了革命后代身上，那些没了爹娘的烈士孩子，她都当自家的看。

1978年她74岁，那年7月1日建党节，她把秘书叫到办公室，拿出信纸开始写遗书。

那会刚过文革，拨乱反正才开头。

她是周恩来的遗孀，又是党内老资格，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人当成样子。

她在纸上一条一条写。

遗体火化，不保留，不开追悼会，不建个人纪念堂，不用她名字命名学校马路。

北京的住房死后交公，周恩来的侄辈不能破政策安排工作、分房子、搞医疗照顾。

秘书劝她缓缓再写，她摆手说早写早安心。

到1982年她又补了一段，特意加了一条，不能搞个人崇拜那套。

那十年动乱的教训她记得太清，一个人被捧得太高，最后害的是大家。

遗书写完后的十来年她没闲着，到处跑地方看情况。

八十年代初去泰山，快八十的人了不坐车，自己爬台阶。

半道上碰见解放军训练队，停下来问人家吃得咋样、训练累不累、书够不够读。

不说官话套话，跟家里长辈唠嗑似的。

沿途不看景，问随行的人服务站干不干净、票价贵不贵，说别光看表面，要听老百姓的真话。

后来回天津的母校，那地方是她年轻时闹革命的起点。

校方想摆花搞欢迎，她不让，说多留时间给学生。

进教室就问孩子们书够不够、老师教得好不好，特意提了一句要让女孩子多读书。

她自己就是从旧式家庭的束缚里挣脱出来的，这话她说得不算大声，但特别硬气。

去宜昌看葛洲坝工程的时候，随行的人发现她带的箱子就几件旧衣裳，洗得发白。

有人劝她说现在条件好了不用这么省，她摆手说习惯了。

1992年她走后，人民日报登了遗书全文，好多人拿着报纸一条一条看。

看到“不开追悼会”“不留遗体”“亲属不搞特殊”这些条款，半天说不出话。

有退休的老干部看完只讲了一句，这才是真的共产党人。

北京医院门口自发来了好些人，排着队鞠躬。

有单位的职工，有路过的工人，还有学生，没人组织，多数人手里就捏着一枝菊花。

有拄拐棍的老人站队伍里站了好久，跟旁边的人说，她和周总理一辈子干干净净。

遗体告别按她的意思从简，八宝山门外还是聚了一大片人。

进不去的就在路边站着，有的摘了帽子低着头，那天北京天阴着，没什么声响。

各地也组织了悼念活动。

那会改革开放刚搞了十来年，社会上的风气开始活泛起来，有些干部的念头也跟着活泛。

她这份遗书一公开，等于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公和私的线不能踩，啥叫不搞特殊，她拿自己一辈子做了样。

她这一生，早年放弃两个孩子，一辈子没自己的小家庭，住旧房子，出差带旧行李。

连死后的事都安排得严丝合缝，不给自己留余地，也不给家人留后门。

1992年那场送别，不光是送一位老领导，更是让所有人又记了一遍，啥叫把国家放在前头。

她那代革命者的活法，放在今天看，有人可能觉得太苦太亏。

可要是没有这些人顶在前头，后来的安稳日子也未必来得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