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背负我党300多条人命的杨虎，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可谁也没想到，然而，9年后，他又被判死缓。从天安门座上宾到阶下囚，这是为何？
 
杨虎早年担任上海警备司令，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杨虎奉命在上海抓捕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大量地下党员在这次屠杀中遇害，数百条人命都和他直接相关。
 
抗日战争时期，杨虎曾带兵奔赴前线阻击日军，和蒋介石产生矛盾，解放战争后期，地下党组织对杨虎开展统战工作，杨虎利用自身身份掩护地下电台，多次向我方传递国民党守军情报，为解放军顺利攻占上海提供关键帮助。
 
上海解放之后，他还配合公安部门清剿潜伏特务，基于这些立功表现，新政协把杨虎列为特邀代表，他顺利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杨虎实行既往不咎的政策，杨虎被任命为政务院顾问，北京为他安排住宅，配备专车，生活待遇优厚，组织妥善安置他，让他安度晚年。
 
安稳日子没过几年，杨虎的心态开始出现变化，他不满足已有的职务，多次要求出任全国政协委员，有关部门考虑到他早年屠杀共产党人，民间民愤极大，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这件事让杨虎心生不满，多次私下向亲友发泄怨气，抱怨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高官厚禄。
 
1953年，杨虎身在台湾的儿子回到大陆探亲，杨虎托儿子带话给台湾当局，表示自己身在大陆，内心仍旧倾向国民党，等待时机伺机而动，此后，台湾特务开始主动联络杨虎，不断对他进行策反活动。
 
之后杨虎写下密信，分别寄给蒋介石与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信件内容提议，台湾军队从东南沿海发起进攻，日方配合出兵，杨虎在大陆组织人员响应，里应外合颠覆新生政权。
 
杨虎安排姨太太委托一名日籍女性把信件带出边境，这名女性在边境检查站被拦下，密信当场被公安人员查获，杨虎的阴谋彻底败露。
 
公安部门随即对杨虎立案侦查，全部往来书信、人证口供都形成完整证据链，1958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确认杨虎构成反革命叛国罪，依法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因为杨虎身患重病，法院准许他监外就医。
 
杨虎从开国大典的座上宾沦为阶下囚，根源在于他背弃既往承诺，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策划反革命叛乱。
 
服刑期间，杨虎一直保外养病，1966年，杨虎在北京病逝，纵观他的一生，前期既有屠杀革命志士的历史罪责，后期又有协助解放上海的立功表现。
 
党和政府已经最大限度兑现了宽大政策，而他自身滋生政治野心，铤而走险从事颠覆活动，最终触犯国法，落得这样的结局。